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1898年7月17日），百日维新进行期间，孙家鼐上《请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建议将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刷印一二千部，发给群臣讨论，征求他们的意见。疏文如下：

窃臣近日恭读诏书，力求振作，海内臣庶，莫不欢欣鼓舞，相望治安。顾今日时势，譬如人患痿痹而又虚弱，医病者必审其周身脉络，何者宜攻，何者宜补，次第施治，自能日起有功，若急求愈病，药饵杂投，病未去而元气伤，非医之良者也。臣昔侍从书斋，曾以原任詹事府中允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一书进呈，又以安徽青阳县知县汤寿潜《危言》进呈，又以候选道郑观应《盛世危言》进呈，其书皆主变法，臣亦欲皇上留心阅看，采择施行。岁月蹉跎，延至今日，事变愈急，补救益难，然即今为之，犹愈于不为也。

臣观冯桂芬、汤寿潜、郑观应三人之书，以冯桂芬抗议为精密，然其中有不可行者，其书板在天津广仁堂，拟请饬下直隶总督刷印一二千部，交军机处，再请皇上发交部院卿寺堂司各官，发到后，限十日，令堂司各官，将其书中某条可行，某条不可行，一一签出，或各注简明论说，由各堂官送还军机处，择其签出可行之多者，由军机大臣进呈御览，请旨施行。如此，则变法宜民，出于公论，庶几人情大顺，下令如流水之源也。且堂司各官签出论说，皇上亦可借以考其人之识见，尤为观人之一法，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这个孙家鼐（1827－1909）固非等闲之辈，此人为咸丰九年状元，与翁同龢（1830－1904）同为光绪帝师，后累迁内阁学士，历任工部侍郎，礼部、吏部、刑部、户部尚书。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1898年7月3日），他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受命执掌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生），为首任管理学务大臣，即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他是帝党的核心人物，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一触即发，朝议主战，他力谏“衅不可启”，主张忍让屈和，尤不希望为朝鲜的宗主权与日本开战。甲午失败，朝野震动，他的思想随之一变，对朝廷的腐败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认为非变法不足以自强。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在京创立强学会，他“尝为代备馆舍，以供栖止，且列名北京强学会”。不久，御使杨崇伊秉承李鸿章的意旨，弹劾强学会，“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强学会遂遭清廷封禁。而孙家鼐“力言其诬，且谓事实有益”；将强学会改名官书局并主其事。他屡向光绪帝推荐的郑观应的《盛事危言》、汤寿潜的《危言》、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都是主张变法图强的书，他不仅希望皇上能“留心阅看，采择施行”，进而建议皇上将《校邠庐抗议》发给群臣讨论。

光绪皇帝很重视他的意见，当天就发出上谕：

谕内阁：孙家鼐奏，敬陈管见一摺，据称原任詹事府中允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一书，最为精密，其书板在天津广仁堂，请饬刷印颁行等语。着荣禄迅即饬令刷印一千部，剋日送交军机处，毋稍迟延。

六月初六（7月24日），光绪皇帝再次就此事发出上谕：

谕内阁：前据孙家鼐奏，请将冯桂芬所著《校邠庐抗议》一书，刷印发交部院等衙门签议，尝经谕令荣禄迅速刷印，兹据军机大臣将应行颁发各衙门及拟定数目，开单呈览，即著按照单开，俟书到后，颁发各衙门，悉心覈看，逐条签出，各注简明论说，分别可行不可行，限十日内咨送军机处，汇覈进呈，以备采择。

六月十四日（8月1日），《校邠庐抗议》发至各衙门加签。

光绪皇帝何以如此重视《校邠庐抗议》这部书和孙家鼐的建议呢？有清二百余年，皇上连下御旨要求臣子读一本书，除了雍正的《大义觉迷录》，怕是只有冯桂芬的这部《校邠庐抗议》得到了这份殊荣。更何况，《大义觉迷录》是皇帝自己编著的，而《校邠庐抗议》却是前朝臣子所著呢。可以想到的理由，除了孙家鼐在奏折中提到的三条，即推动变法，广开言路，考察官员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它的名气太大了。其实，在孙家鼐之前，光绪皇帝的另一位老师翁同龢已经向他推荐过这部书。他在光绪十五年（1889）十二月初四的日记中曾记此事：

初四日早陰午晴，……看抗议，昨言此书最切时宜，可择数篇，另为一帙。今日上挑六篇，装订一册，题签交看，足徵留意讲求，可喜！

可见，在孙家鼐奏请刷印此书，交群臣讨论之前，光绪皇帝对冯桂芬的这部书已不陌生，甚至颇有好感，所以才选出六篇，单独成册，请翁先生过目。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究竟选了哪六篇，但由此可以体会他对此书的重视程度。其实，早在皇帝看中此书之前，也即它的传抄阶段，一些方面大员和知识精英就对此书多有赞许，评价极高。此书虽说完成于咸丰十一年（1861），却不妨看作是他多半生的积累。冯桂芬是苏州府吴县人，生于嘉庆十四年（1809），字景亭（一作景庭），号林一，晚号懁叟。年轻时，他也曾奔走于科举之途，以博取功名仕进，但又不甘于此，总想着能在经世致用上有所作为。他既以“景亭”为字，“林一”为号，其中便寓意着他对顾炎武道德学问的景仰。他十八岁院试中秀才，二十三岁乡试中举，三十一岁会试高中“榜眼”，赐进士及第，用十三年的时间实现了人生的三级跳，实现了人生的重大转折。

冯桂芬故居

然而，进士及第的冯桂芬似乎并没有看到实现其远大抱负的前景。尽管得到了令人羡慕的翰林院编修的职位，但这毕竟是个闲职，礼遇虽优却并无事权。在京十年，除了到广西做过半年主考官，他并未得到更多有所作为的机会。这对于想做事的他来说，不能不是一种折磨。他又不善交际，疏于走动，也就更少了为国事贡献其才华的可能。道光三十年（1850），道光皇帝去世，其子奕詝继承皇位，改明年为咸丰元年。新皇帝总要有点新气象，何况鸦片战争后内外危机四伏，于是诏告内外大臣各举贤才。当朝大学士潘世恩举荐了林则徐、姚莹、邵懿辰与冯桂芬。潘是咸丰皇帝的师傅，地位显赫，有其力荐，冯桂芬正可在仕途上一展抱负。不幸的是，这一年的七月二十四日，其父冯智懋去世，按规制，他必须回籍守制，眼看着失去了一个难得的机遇。

但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他离开京城，回到故乡苏州，反而使他找到了更加广阔的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在他守制期间，两江总督陆建瀛在朝廷支持下大力整顿两淮盐务，邀他一同纂修《两淮盐法志》。这段经历让他比较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盐政的历史和现状，对淮盐弊端的感受尤为深刻。日后他作《校邠庐抗议》，其中有一篇《利淮盐议》，就从这里得到的启发。就在他守制期限将满的时候，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发生了。洪秀全率众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并以不可阻挡之势，屡挫清军，迅速占领金陵，长江下游一带，尤其是作为江苏省城的苏州，遂成为抵抗太平军的前线。咸丰三年（1853）春，他正准备赴京供职，江苏巡抚许乃钊代传圣旨，要他在籍参与劝捐、团练，不必到京城来了。

这道圣旨不仅改变了冯桂芬的行程，也改变了他的政治命运。由于他恪尽职守，特别是在剿灭上海小刀会的过程中，募捐、筹饷、募勇、筹办军火有功，被赏五品顶戴，以中允即补，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并上奏朝廷，为他请求奖叙。但他致信吉尔杭阿，申诉其有“不可叙者五，不愿叙者二”，尤其是劝捐、团练，他说：“将叙劝捐邪？凡在邻里乡党，罔非兄弟甥舅，减彼之财，增己之秩，于情安乎？其不可一也。将叙团练邪？敝郡风气柔弱，习与性成，某等奉诏以来，三年于兹，虽备用其训练申警之方，汔未改其苶靡隋（惰）窳之习，万一有警，断不足恃，不遑引咎，讵敢计功？其不可二也。”

此事颇能看出冯桂芬的人情世故。如果因为劝捐有成绩而得到奖叙，既升官又增加俸禄，那么，让他如何面对邻里乡党？毕竟，他所劝之捐，都是邻里乡党的血汗，损人而利己，他既不忍为，为之心里也会感到不安。他对本乡本土的民风人性，亦有极真切的了解，这里既号称“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过惯了这种生活的人，如何能到战场上拼杀？现在虽然设立了团防，也曾有过一些训练，但“万一有警，断不足恃”，与其到那时“引咎”，不如现在就不要朝廷的奖叙。这是他的聪明之处。他既谢绝了本应得到的奖叙，又不肯晋京供职，是给自己留了退身之步的。但他并非那种趋时媚俗，随波逐流，四方讨好，八面玲珑的乡愿，他的性格中固有一种敢于任事，矢志不渝，清介自守，不尚圆滑的品质。因而，乡居数年，他没有像文人墨客那样寄情于山水之间，倒是一脚踏进了是非之地。

冯桂芬像

冯桂芬所居之苏州府，以及周边的松江、太仓地区，自南宋以来，赋税之重一直为全国之最，明清两代尤甚。他既来自民间，对于漕赋过重给苏松太百姓带来的苦难，深有感触。他母亲娘家在太仓，即因催科而破产。母亲曾对他说：“汝他日有言责，此第一事也。”因此，他平时就很留意此事，凡涉及漕赋者，未有不求其详而手录成帙的，故对民间苦累，纤悉周知，条议说帖，岁有所作，积累至数万言。他发现，这里的重赋既不是按人头平均计算的，也不是按田亩平均计算的。他在《均赋议》中写道：“今苏属完漕之法，以贵贱强弱为多寡，不惟绅民不一律，即绅与绅亦不一律，民与民亦不一律。”在这种情形之下，自然是有钱有势的富户和蛮横无理的强户占便宜，吃亏的只能是穷人、弱者。按照官府的规定，缴纳赋税时，米是要折合成银子的，“绅户多折银，最少者约一石二三斗当一石，多者递增，最多者培（倍）之。民户最弱者折银，约三四石当一石。强者完米二石有余当一石，尤强者亦完米不足二石当一石。而绅与民又各有全荒之户（官之所谓欠粮户之所谓荒，不能坐以欠字），绅以力免，民以贿免，而其为不完则同，于是，同一百亩之家，有不完一文者，有完至百数十千者，不均孰甚焉”。

尤其是那些包办漕粮的粮书丁胥，刁生劣监，就是一群无赖之徒。他在写给巡抚许乃钊的信中揭露这些人的劣迹，指出：“向来刁生劣监包完仓粮，此古之道也。今则不但包完，而且包欠，不但生监包欠，而且丁胥差役无不包欠。向来州县办漕，为一劳心劳力之事，今则大概由丁胥包办。”于是，这些人则有恃无恐，上下欺瞒，中饱私囊，为非作歹。他们既包完包欠，那么，谁完多少，谁欠多少，收粮凭据之给与不给，全凭他们一句话，甚至造假虚构，从中渔利。他为许抚算了一笔账，朝廷每年所收赋税正供如果是一石的话，而实际征收“总须二石五六斗”，其中“利归州县十二三，利归丁胥差役十七八”。具体言之，“每办一漕，以中数言之，门丁、漕书各得万金。书伙以十数，共二三万金。粮差正副三五十人，人二三百金，又一二万金。粮书二三百人，人一二百金，又三四万金。受规上下诸色人等在外，民膏安得不竭，国课安得不亏”。

咸丰三年（1853），他以多年观察、思考的结果，一再致信江苏巡抚许乃钊，提出均赋的主张。在此之前，他也曾上书曾国藩，建议减赋，得到曾国藩的首肯。同治元年（1862）春，李鸿章率师来到上海，请他入幕，他再次提到减赋一事，并代曾、李起草了《请减苏松太浮粮疏》。此时，朝野内外关于减赋的意见越来越多，苏、松二府漕赋中的各种弊端，已经到了非下大力气不能改革的地步。因此，曾、李二人的奏折到京后，朝廷当天就颁布上谕，令他们督饬布政司和粮道设局办理。几经周折，最终朝廷批准了曾、李与冯桂芬斟酌商定的苏松太减赋方案。他为此而感到特别的欣慰，以为可以告慰母亲于九泉了。

冯桂芬故居

减赋、均赋固然是利国利民的大业，苏松百姓的确很感念他的功德，历久而称道不衰，李鸿章甚至请求朝廷准许苏州地方为他捐建专祠。不过，均赋、减赋毕竟让他得罪了地方大户、胥吏丁曹、长洲县令、当政方伯，特别是在支持他的江苏巡抚许乃钊因事去职后，他更加势单力孤，乃至竟有人告他在办理劝捐过程中，阿庇亲戚，涉嫌贪污。咸丰皇帝谕令何桂清查明此事，据实复奏。后虽经访查，还他以清白，但皇帝对他已不再信任，圣眷已衰，他亦心灰意冷，自觉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不如辞官回乡，耕渔自适。然而，此时的江南，哪里寻一片安宁的绿洲呢？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打破江南大营，挥师东进，常州、无锡和苏州相继陷落。于是，无奈中的冯桂芬只好迁往上海避难。恰恰是在客居上海期间，使他有机会完成《校邠庐抗议》的写作。他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就曾谈起当时的情形：“长夏养疴，检校劫余旧稿，将拙议四十首，缮成两帙，邮呈是正，筹笔余闲，抚览及之，如不以为巨谬，敢乞赐之弁言。託青云而显，附骥尾而彰，荣幸多矣。”

冯桂芬致信时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的曾国藩，目的是将《校邠庐抗议》寄给他，请他批阅，并希望他能赐一篇序言。曾国藩没有为之作序，但是，他在给冯桂芬的复信中称赞此书“足以通难解之结，释古今之纷”。并且说：“自大著珍藏敝斋，传抄日广，京师暨长沙均有友人写去副本。”他很乐观地预言：“天下之大，岂无贤哲窥见阁下苦心而思所以竟厥功绪，尊论必为世所取法，盖无疑义。”

恰如曾国藩所言，最早对《校邠庐抗议》详加评论，并指出其缺憾的，正是曾幕中最有见识的赵烈文。他不仅针对书中每个条目提出自己的意见，而且得出总体的看法：“全书精当处皆师夷法，而参用中国前人之说，然凑数而已，不如法夷为得，其论驭夷尤善。”曾幕中另一位幕友，上海文人张文虎读了《校邠庐抗议》之后则认为，“所论时务诸篇，皆中窾要，至其救弊之术则有万不能行者。即使其得位行道，权自我操，恐未必一一能酬，故立言难”。还有一位曾任陕西布政使的福建闽县人林寿图，曾带病校订《校邠庐初稿》，事后他写下了自己的感受：“病中展读，顿起沉疴。若用以医世，寿国寿民可知也。虽所言未尽可行，犹百世俟之矣。”虽然冯桂芬的思想在他眼里显得有些超前，但他还是看到了这部书的价值，这是一剂医世救时的良药，国家用了这剂药，可以长治久安，百姓用了这剂药，可以传家继世。他与曾国藩一样，都相信书中所论及的问题，以及变革的意见，迟早会引起重视，成为社会的共识。

曾国藩像

冯桂芬最初将书稿寄呈曾国藩的时候，只称《校邠庐初稿》，此后改为《校邠庐抗议》。他在《自序》中说，书名“用后汉赵壹传语，名之曰‘抗议’，即位卑言高之意”。查《后汉书?赵壹传》，并无“抗议”一词，传中所述，赵壹不得志，自京城返乡，途径太守皇甫规府第，受到门人冷落，愤而离去。皇甫规闻报后大惊，赶忙写信表示道歉，请他原谅。他在复信中说：“实望仁兄，昭其悬迟。以贵下贱，握发垂接，高可敷玩坟典，起发圣意，下则抗论当世，消弭时灾。”用词虽稍有不同，用意则并无大碍，也是表明位卑而言高之意，“明知有不能行者，有不可行者。夫不能行则非言者之过，而千虑一得，多言或中，又何至无一可行”？至于“校邠”二字，似乎是要纠正周人之祖居邠时对外族实行的恕道，其中未始不隐含着对朝廷一味妥协的外交政策的不满。

冯桂芬在世时，考虑到书中所“抗议”的内容可能会触犯“时忌”，一直未将此书公开刊行。朋友们也觉得，书中有些议论过于激烈，搞不好会给他招来祸患，建议他谨慎行事。冯桂芬去世后，其子为他编辑文集《显志堂稿》，《校邠庐抗议》收不收，收多少，怎么收，都是绕不过去的难题。最后决定只收事关经济改革的内容，至于言辞比较激烈的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则一概舍去。可见那个时候的言论尺度，可以接受西方的船坚炮利比中国强，却不能接受西方的政治制度比中国更优越。尽管徐继畲早在《瀛寰志略》中就已介绍过英美的民主政治，并深刻认识到这才是西方列强船坚炮利后面的原动力，但冯桂芬似乎只能将自己的言论限制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内，他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然而，这也并不表明冯桂芬是以军事技术的改进作为帝国变法自强的必由之路，至少，他还曾明确批评过那种以为西洋富强之术在艺不在教的意见乃属曲说。朱维铮相信：“无可置疑的是他为帝国‘自改革’确定了新的取向。”

直到光绪九年（1883），《校邠庐抗议》才由天津广仁堂首次刊行，此时距冯桂芬离世已经九年，距其成书也已经过去二十二年了。不久，冯桂芬次子冯芳植署理江西饶州府，于是又有豫章刻本问世。时任江西学政的陈宝琛还为之作了一篇序言，并将此书比作贾谊的《治安策》。光绪十年（1884），著名学者谭献也在日记中写下了读此书的感想，他说：“阅冯敬亭中允《校邠庐抗议》四十篇，龂龂凿凿，若可见诸施行。而所言保举、裁官两大端，皆欲用乡董。天下事有三代下必不可复古者，如士大夫居乡，一涉用人行政，鲜有不乱。”他批评冯桂芬，以为不该用三代的经验来附会当下的情势。其实，冯桂芬对这个问题并非没有认识，他在《自序》中明确表示，“古今异时亦异势”，因此，复古是行不通的。不过他说：“古法有易复，有难复，有复之而善，有复之而不善。复之不善者不必论，复之善而难复，即不得以其难而不复，况复之善而又易复，更无解于不复。去其不当复者，用其当复者，所有望于先圣、后圣之若合符节矣。桂芬读书十年，在外涉猎于艰难情伪者三十年，间有私议，不能无参以杂家，佐以私臆，甚且羼以夷说，而要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

无论如何，冯桂芬在寻找帝国变法自强的思想资源，并非如他所言，仅以“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他更注重的倒不如说是“羼以夷说”。在这里，与其说他要复“三代”之古，不如说他是以“三代”为包装，为障眼法，骨子里还是强调学习西法之必要。主张变法革新的内阁大学士阔普通武就看得很清楚，他在签注中写道：“全书精粹最妙者有二语：曰‘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旨哉斯言，千古名论也。现值庶政维新，诚本此二语以行之，深合乎穷变通久之大旨焉。”这里所谓“古先”，就包括了祖宗成法，而所谓“蛮貊”，自然是指西方列强。很显然，他是以善与不善为标准，并不以“古先”或是“蛮貊”为标准。如果“蛮貊”的办法可以富国强兵，他宁愿学习“蛮貊”的办法。这也是深合光绪皇帝心愿的。他从清日战争老大中国败于小小日本的事实中看到，中国要实现自强，除了学习西方，变法维新，没有别的路可走。虽然这时的舆论环境与三十年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康梁在他们的论著中已经把帝国改革的目标设定为全面变革，尤其是帝制的更新。但不是朝廷中所有官员都能认识到这一点，并接受这种意见。人们对于祖宗之法能不能变，西方的东西能不能学，学什么，怎么学，还是有很大争议的，拥护的呼声很高，反对的声音也不小。光绪要求群臣对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发表意见，不能说没有借此统一思想认识的考虑。只不过历史没有留给他足够的时间，随着戊戌维新的失败，“西化”遂被慈禧太后与义和团的疯狂排外所取代，结果导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带着光绪逃亡西安，而辛丑条约的签订，更让中国付出了赔偿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惨痛代价。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

著名报人、改革思想家王韬谈到冯桂芬和他的《校邠庐抗议》，看法最为透彻，最为直接，也最有代表性，他说：

先生上下数千年，深明世故，洞烛物情，补偏救弊，能痛抉其症结所在。不泥于先法，不胶于成见，准古酌今，舍短取长，知西学之可行，不惜仿效；知中法之已敝，不惮变更。事事皆折衷至当，绝无虚憍之气行其间，坐而言者可起而行。呜呼！此今时有用之书也，贾长沙、陈同甫逊此剀切矣，今日知先生者尚有人，而行先生之言者，恐无其人矣。

这是真知冯桂芬者。百余年之后，我们再读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仍有振聋发聩之感，并为之感到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