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唐书》各有毁誉
明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一部很少有人见过的书，在苏州刻印完成，这部书一共有二百卷，是一大部头书，刻成很不容易，许多人都捐了钱赞助这一文化盛事。
这部书叫《旧唐书》。今天，《旧唐书》已列入中国历史的正史序列，看到此书很是容易，但在明代，或者元代，要见到《旧唐书》是很不容易的。
大唐皇朝于公元907年为后梁朱温所灭。共历二十帝,二百九十年。后晋天福五年（940），石敬塘命手下大臣为唐修撰史书，到后晋开运二年（945）完成。由于这时离唐灭亡才30多年，许多史料、档案等第一手资料还比较容易得到，因此，这部《唐书》较多地保存了唐朝的许多珍贵史料。由于刘昫是当时后晋宰相，按例将他列为《唐书》的主编。
《唐书》编成两年后也即947年，后晋灭亡。到了公元960年，宋朝建立，社会逐渐走向安定。宋仁宗时，君臣认为以前一个偏居一隅的小朝廷所修的《唐书》，“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北宋嘉祐五年七月欧阳修为提举编修曾公亮代撰上皇帝的《进新修唐书表》），于是皇帝下诏重修。参加重修《唐书》的有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王畴、宋敏求、刘羲叟等人，皆一时知名学者。这次修唐书“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这是修志人对自己的总结。
新编唐书一出，人们就将以前的唐书称之为《旧唐书》，而将欧、宋等所编撰的叫作《新唐书》。《新唐书》一出来，刊刻的较多，宋、元、明都将《新唐书》作为正史，《旧唐书》在宋代官方没有刊印过，整个元代也没有刻印过，此书就变得越来越少，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
一般的公认是，这两本《唐书》各有千秋，《旧唐书》叙述史实比较详细，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史料，文字也不错；《新唐书》增加了一些内容，但是文字太过简洁，本纪较旧书删去了十之七，连春、夏、秋、冬等反映季节的字也省去，一个字都这样计较，清代学者王鸣盛评价是“可谓简极”（《十七史商榷》卷七十“新纪太简”条）。明代苏州人文征明也说《新唐书》“段秀实请辞郭晞，有‘吾戴吾头’之语，新书省一‘吾’字，议者以为失实，是矣。”（文征明《重刊唐书序》）这都是批评《新唐书》的不足。而且《新唐书》将玄奘、一行等事迹一概不写，更是很大的缺憾。对于一部史书来说，内容不完整而且文字又太过简洁，必然让使用此书的研究者有许多不便之处。
《旧唐书》苏州重见天日
明嘉靖年间，有个余姚人叫闻人诠，是个进士，据说是王阳明的弟子，他认为“王、宋诸贤，相继汇辑，复成一代之新书，遂亡刘氏之旧帙”，
“惟刘氏《唐书》，郁绝 不传，无所考觅”，他那时就发现刘昫《旧唐书》已经散亡都打听不到此书音讯了，他收集了几本残卷，虽不是善本，但也因此发现了《旧唐书》的优点，就立了一个志向，想重新刻印《旧唐书》，他说自己是“酷志刊复”，也说是说这个志向是个很过分、很难完成的人生目标。（闻人诠《重刻<旧唐书>序》）。
这时，机会来了，朝廷安排他到苏州来任官，他说是“弭节姑苏”，就是“提督南畿学政”，文证明说他是“他日按吴，遂命郡学训导沈桐刊置学宫”。
此事说来话长。当时吴中确实有大户人家藏有《旧唐书》，但也不是全本，闻人诠到苏州上任后，为了集全《旧唐书》，他自己说是达到了“穷搜力索”的程度。书在人家家里藏着，是珍宝，人家也不是一般人家，他也不熟悉这些藏书人，于是就托了“吴令朱子遂，得列传于光禄张氏，长洲贺子随得纪志于守溪公，遗籍俱出宋时模板。旬月之间，二美璧合，古训有获，私喜无涯。”这样，他在苏州当地人士的帮助下，终于得到了深藏在苏州士绅家里的宝贝——宋版《旧唐书》。像闻人诠所说的“守溪公”，就是苏州名宦王鏊。但也有人考证说其实此书得于王鏊的长子王延喆，王延喆也是大藏书家、出版家，他在苏州城里建有怡老园，自己也校对古籍，所出版的书都是精品。他收藏有《旧唐书》纪、志部分，也有可能自己也打算配齐后出版，这一次将自家藏的宋版《旧唐书》交给一个外地人去出版，从个人来说可谓是割爱了，从对别人所做的文化事业来说，是高风亮节的慷慨支持。
配齐了《旧唐书》，接着是校对、出版，闻人诠将这件工作交给苏州府学的训导沈桐，沈桐是他的下级，闻人诠要求他刊刻此书后“因布多方，以惠多士。”并将（书版）置于学宫，以利学子学习。据文征明说：先是书久不行，世无善本，沈君仅得旧刻数册，较全书才十之六七，于是遍访藏书之家，残章断简，悉取以从事校阅，惟审一字或数易，历三暑寒乃克就绪，其勤诚有足嘉者。（文征明《重刊唐书序》）
原来，访书配齐的主要工作，还是沈桐在做。苏州当时著名文人杨循吉说，“沈君名桐，字大材，号春波，嘉禾望族，学通壁经，累试场屋，知名，以超贡入胄监，屈就今官，其于斯绩甚勤，且出私帑不之校，斯文不坠，系其承理，之功多也。”（杨循吉《重刻<旧唐书>序》）
此书搜齐后，是在苏州府学开刻的，地点安排在大成殿西面的一间大屋子里，十多个人日夜赶工。但意外还是发生了，书刻还不到一半，闻人诠要调走了，那么，刊刻《旧唐书》的事会不会半途夭折呢？杨循吉又说：
（闻人诠）得苏学司训沈君，有问学干局，良儒师也。因授之，俾董厥事，且命广搜残逸，足其卷数。及募士出赀，佐经费，君鸠工堂西大舍中，无啻三十手，朱墨雠校，不舍昼夜。成未及半，而北江公以忧去，以赀不绍，白之巡抚大中丞右江欧阳公，公命掌郡事别驾钟侯助其役。未几，府主王侯至任，许相以完大巡侍御西郭陈公尤加赞相，乐书之成，而其事则总于今任提学侍御午山冯公焉。盖学政之台，书之所由起也。（杨循吉《重刻<旧唐书>序》）
这位欧阳巡抚，理解此事的意义，也很重视《旧唐书》的刻印，他不但让苏州知府一位姓钟的副手来帮助沈桐，而且据闻人诠后来讲，他自己还出了不少钱来赞助此事，再加上其他一些人士，当然还有沈桐的上级、一位姓冯的新提学的继续支持，《旧唐书》终于在苏州刻成了，前后花了四年时间。这一年是明朝嘉靖十七年（1538），刘昫唐书在经历了四百七十八年差点湮灭的坎坷命运后，正是在苏州刻印了此书，可以说是让《旧唐书》重见了天日。
沈德潜校勘闻人诠本
南宋绍兴初年，设在绍兴的两浙东路茶盐司曾刻印过此本，此书清代苏州藏书家黄丕烈《百宋一廛书录》、常熟藏书家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等均有著录，但宋版全书已佚，明代时就已都是残本，民国时张元济出《百衲本二十四史》，就是用残存六十七卷茶盐司本《旧唐书》影印与闻人诠本配补而成，现在国家图书馆藏有此宋版《旧唐书》若干卷，弥足珍贵。
一般认为，当时闻人诠所据的底本，就是这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文征明考证说，“是书尝刻于越州，卷后有教授朱倬名。倬忤秦桧，出为越州教授，当是绍兴初年。”王盛鸣考证文征明在说了这话后又有“沈君仅得旧刻数册，较全书才十之六七，于是遍访藏书之家，残章断简，悉取以从事校阅”，认为这表明“闻人所据乃别一宋版”。他继续介绍说：“钱敏求，名逸，常熟人。藏有至乐楼钞本，不言出于何人。叶
石君，名万，一名树莲，吴县洞庭山人，徙居常熟，诸生。本朝唐熙初卒，年作十。（叶）借得以校闻人本，多有不同。张石民，名原，又借得石君校本，以校近沈詹事考定刊本，石民跋称叶氏所据钞本系影宋钞每卷末有校勘人名……则至乐楼钞本即是绍兴本。此本既与闻人本不同则知闻人本乃据一宋刻……但钞本亦不全，仅得其半。”（《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九“《旧唐书》各种本不同宜择善而从”条）
《旧唐书》在苏州重新刻印，因为闻人诠在书刻一半时就离开了，是后来许多人共同出力出钱，才将这一件事完成的，在后来刻的署名中，还是继续署“皇明奉敕提督南畿学政山西道监察御史余姚闻人诠校刻”，其他出力人由沈桐将相关人员之姓名、官衔、籍贯，包括惠借藏书、捐俸助膳、分番校对、出赀经费等在书后一一列出。现在，人们普遍将此版《旧唐书》称之为闻人版，其实，这一署名中，显示了当时学者和热心文化事业的人，总的说来是品行高洁，为人谦虚，很值得今人学习。
当时，苏州学者杨循吉就对《旧唐书》给以高度评价，说此书“有唐事迹悉载无遗，而撰述详赡，妙极模写，足以上追史汉，下包魏陈，信乎史之良者，无以加于是矣。”此话所作的评价虽因个人偏爱是否有失允当学界可以探讨，但在世上很少见到《旧唐书》的情况下，能这样高度评价《旧唐书》，体现了这位苏州学者见多识广、学养深厚，而且历史也证明他对《旧唐书》的评价，总的说来还是有道理的。闻人版《旧唐书》出版后，学界很快出现了对新、旧唐书的不同看法，清代乾隆时学者纪晓岚在《四库总目提要》中说：党新书者必谓事事胜旧书，党旧书者“又必谓事事胜新书，皆偏见也。”在乾隆皇帝的旨意下，官方将《旧唐书》和《新唐书》均定于正史之中，两史籍并列，无分伯仲。假如没有当年明代苏州的这一文化出版的事，中国的《二十四史》，很可能要少了一史，而对唐代历史的研究，必然要留下几许缺憾。
最后说一下，闻人诠本也不是最佳版本，清康乾时苏州学者沈德潜奉旨校对《旧唐书》，发现书中有许多差错，而且后来的学者对《旧唐书》和唐代史料的研究，也取得了许多成果，他据此对《旧唐书》进行了比较大的校勘。通过互相参订，在清乾隆四年(1719)刊印了武英殿本又称内府本《二十四史》的《旧唐书》，卷末均有考证，是当时比较权威的本子。而沈德潜的底本，还是用的明嘉靖苏州刊印的闻人本。
可以说，苏州人对《旧唐书》、对唐史研究这一学科，是作出了贡献的，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不可忘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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