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白居易在苏州任刺史时的政绩，现在认为他在阊门与虎丘之间开河筑堤，从此有了这条延绵七里的山塘街河。
　　以前我也相信这种说法，但随着对史料的不断探索，发现并非如此，在此逐一举证，供大家讨论。
　　白居易只是筑堤，而没有开河，这在他《武丘寺路》一诗中写道：“自开山寺路，水陆往来频”，并自注：“去年重开寺路，种桃李菱荷二千余株。”又在《吴中好风景》一诗中写道：“改号齐云楼，重开山寺路。”可见这山寺路或叫山塘（山塘意思是山旁边的堤岸）原先就有的。而他到苏州上任在唐宝历元年（825）五月，其时正值梅雨水涨，堤岸太低，被水淹没冲垮，上虎丘只能从田间阡陌绕道而登。有感于此，他才筑堤重开，因为工程不大，在诗中只是轻描淡写一句话带过。并且第二年他就可常常游览虎丘了，“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
　　北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就是根据白居易的诗作了记载：唐白居易守郡，“尝作虎丘路，免于病涉（病涉：淌水的忧虑），亦可以障流潦（障流潦：挡住水涝灾害）”。这是比较符合事实的。
　　明成化年间王宾撰、茹昂重辑的《虎丘山志》对“虎丘山塘”条是这么写的：“塘旧多积水，少傅白公筑之，民始免病涉之劳，田赖以防雨涝之患，因又名白公堤，以识其惠。”可见也是写的堆土筑堤。
　　但到了明代隆庆五年的《长洲县志》卷十“山部”却变成了开河：“至唐白公居易来苏守是州，始凿渠以通南北而达于运河，由是南行北上无不便之，而习为通川，今之山塘是也。公又缘山麓凿水，四周溪流映带，别成仙岛。”后来清代历朝的《苏州府志》以及《虎阜志》《百城烟水》《桐桥倚棹录》、民国《吴县志》，直至现在的《苏州市志》都以讹传讹，全部沿用这一说法。开这么长一条河，不是七里了，约有二十里长，是一项较大的水利工程，要申请动用巨大的经费，是极重要的政绩。但是我查遍了《旧唐书》《新唐书》两种“白居易传”以及《苏州府志》的“水利”卷，都没有提及他开河一事，这开河事却仅仅附记在《苏州府志》的《山部·虎丘》中，这不能不令人生疑了。
　　其实这条山塘河和上塘河都是大运河的支流，基本上属于同一时代开凿，同时堆土筑堤。大运河流经苏州，有了水陆的衔接，才有了阊门、苏州的繁华。
　　也许有人对白居易开凿山塘河也心存怀疑，于是折中一下，说是“清淤筑堤”。其实这种说法来源于杭州西湖筑堤，西湖是湖泊，水面平静，湖上葑草疯长，易淤塞，故有此举。而山塘河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未筑水闸时，一直水流湍急，况且农民常来罱河泥，不可能也像湖泊一样容易淤塞的。
　　再从白居易诗中的“山寺路”以及“好住湖堤上”等地理环境看，我认为当年筑堤可能没有七里，应当就在虎丘附近，即从桐桥至虎丘一段，约四里长。这一段至今仍水面较宽，地势低洼，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多次水漫路面，唐代时想必地势更低，望之如湖，唯长堤一痕而已。1991年水灾时，我特地骑车勘察，以桐桥附近的山东会馆为明显分界，山东会馆以东街面全无水淹，往西到虎丘全部涉水而行。半塘铁路桥下积水最深，大水漫到我28英寸的自行车把手处。
　　又据明王穉登《重修白公堤碑记》中有“圯而修，修而圯”“昔涉青泥，今履文石”等语，可见明代万历年前山塘西段还是土堤，这次工程量较大，长洲县令韩原善带头捐俸银“六十锾”。不过山塘东段即山塘桥至白姆桥在明嘉靖前已是街面了，虎丘断梁殿嵌壁的明《重修山塘街助银善士姓名碑》记载当时捐银包括实物折算计九十八两一钱四分。
　　虽然白居易仅仅是重开了寺前路，但从此加高了堤岸，便利了交通，保障了低洼的田地，美化了环境，渐渐地，七里山塘成为苏州的“游赏最胜处”，他离别苏州时，“姑苏十万户，尽作婴儿啼”。可见百姓当时就很感恩他。在南宋范成大著的《吴郡志》中已把山塘街称为“白公堤”，清代嘉庆二年，太守任兆坰把虎丘斟酌桥附近的蒋氏塔影园改建为白公祠，以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