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人将园林中横形条石统称为“书条石”是一种创造。经过几百年的积累，这些镌刻着历代书家名迹的书条石，在苏州园林中已蔚为壮观。成为苏州面向大众数量最多、最为集中、最方便观赏的书法经典载体。

　　怡园建于晚清，集苏州众园之长，是一座集锦式古典园林。怡园的最大特色就是文化。特别是《怡园法帖》所追求的高质量、书画与古藉收藏的高品位、以及各种雅集活动的高层次。使这座造园晚、面积小的园林显得特别精致、富有生气而具生命力。怡园的101方书条石，数量仅是留园法帖的四分之一，但它名闻遐迩，影响海内外。园内镌刻的书条石，几乎都是过云楼园主顾文彬家藏历代50多个名人的书法精品，名为《过云楼法帖》或称《怡园法帖》。
　　怡园最值得人们称道的人文价值，体现在《过云楼法帖》蕴含的人文精神，包括吴地书画家雅逸的生活方式，任情的文采风流，以及高雅的酬唱风尚，让人难以忘却那历史的一缕芳香。在书条石上反映的典型是：明代沈周、文徵明等人追和倪云林《江南春》诗，所引发的空前未有的群体性约和酬唱的活动风气。
　　在怡园“碧梧棲凤”的边廊侧面，有一块并不起眼却极具人文价值的书条石，那就是文徵明与唐寅对倪瓒《江南春》的追和与题跋，尽管这方书条石只选刻《江南春》唱和之风最具代表性的极小部分，但它却记录着吴中文人在元明时期所形成空前未有的群体性约和酬唱的活动风气。刻石把其中最为典型的部分展示了出来，使这条廊壁无意中回荡起当时绕樑的吟诵余音，飘扬着高士们自明其志的雅逸情怀，讲述着他们在唱和之中与唱和之外那些不尽的故事……说起故事的发端，要追溯到元末的高士倪瓒。他当时用北宋宰相寇准的《江南春》词牌，化作变体，赋出新意。诗云：
　　“汀州夜雨生芦笋，日出瞳昽帘幕静。惊禽蹴破杏花烟，陌上东风吹鬓影。”“远江摇曙剑光冷，辘轳水咽青苔井。落红飞燕触衣巾，沉香火微蒙绿尘。”
　　“春风颠，春雨急。清泪泓泓江竹湿。落花辞枝悔何及，绿桐哀鸣落朱碧。嗟我何为去乡邑，相如家徒四壁立。柳花入水化绿萍，风波浩荡心怔营。”
　　倪云林在第一、二首诗中以天真平淡、含蓄蕴藉的笔调，纯真自然地抒发春色，好像在品尝清醇的茶，娓娓道来，信口而出，完全是一种自然的流露；接着在第三首中将春景与心境相连，抒发出自己暮春时的无奈之情。倪云林身处一个外族入侵，天下动荡的时代，他心怀忧患，散尽家产，只身出游。我们可以从诗的最后四句看到诗人“苦涩”的情绪和“寒酸”的心态。尽管他自己说：“我拙唯任真”，但他将笔下的“本真”，变成是非常平淡的心态描述，是一种心底的自然流露，平淡得毫无雕饰，却使人感到这种表述更深沉，更醇厚，是用“极练如不练，本色而出色”的手法打动所有人。所以当他将诗分送唱和后，便引发了文人们的共鸣，使唱和之风得以发酵并延续到明代。
　　明代弘治十一年，当许国用（吴县人，与沈、文都有交往）将收藏的倪瓒《江南春》诗带到蔡羽、沈周、文徵明、唐寅、杨循吉、徐祯卿等人的雅集现场，引起了吴中文人的藻思波涌与争相追和。其中沈周与文徵明兴致最高，沈周连和三首，文徵明也和了两首。据不完全的统计，从弘治十一年、正德初年、十二年、十四年，连续举办过多次《江南春》的追和活动，并引发沈周、文徵明、唐寅等不少吴门画家以《江南春》为题进行的绘画创作。特别是文徵明对倪瓒的《江南春》诗表现出的浓厚兴趣，分别于嘉靖九年（1530）、十一年、十二年、廿三年、廿六年、三十五年共六次，以“江南春”为题材进行了山水画的创作，为《江南春》诗塑造了多种山水意象。也就是在嘉靖九年，袁表请了仇英画了一幅《江南春图卷》，再次发起了一次以怀念沈周为主题的追和活动。文徵明在连续追和两首以后，在诗序中感慨不已地写道：“往岁同子畏、希哲诸公和《江南春》，咸苦韵险，而石田先生骋奇抉异，凡再四和。其末也，韵益穷而思亦益奇。时年已八十余，而寸情不衰，一时诸公为之敛手。今先生下世二十年，而徵明亦既老矣，因永之相示，复为补图，并录倪瓒首倡。展诵再三，乃拾其遗余，亦两和之。非敢争能于先生，亦聊以致死生存殁之感尔。嘉靖庚寅仲秋文徵明记”。读了文徵明这篇追和的诗序，使我们深深地感到在《江南春图卷》中流淌着古代文人之间浓浓的情谊与洗尽铅华的风致，引发了他连续创作《江南春图》的激情与欲望。我们再看收录在书条石中文徵明这篇诗与序，嘉靖九年正好文徵明六十岁，从北京致仕后返苏不久，正处在全身心地投入到书画创作之时。可以看出，他是抱着虔诚的心态，用蝇头小楷毕恭毕敬地写了这篇序，不见通常的尖笔露锋与精巧妙致。而是写得质朴圆浑，结构疏缓，正奇混成，一展其曾“专法晋唐”（见《文嘉撰行略》）的风采。他对小楷的求变出新，一生从无间断。朱和羹在《临池心解》赞道：明楷以文衡山第一。”王世懋也“曾感叹：年九十时，犹作蝇头书，人以为仙”（《王奉常集》）。“唐寅在这块书条石上的《江南春》和诗，写的是行书，落款为“正德丁丑清明日，后学唐寅奉同”。唐寅的文才与绘画在当时被誉为“吴中四才子”与“吴门四家”。只有书法因王世贞的偏见而误导了后人，说“伯虎书入吴兴堂庑，差薄弱耳”。这种先入为主的评论，造成后人对唐寅的书评寥寥。其实唐寅书法力追晋人典雅之趣，虽学过赵孟頫，但他广采博取，深受李邕、颜真卿等人的影响，造诣极深，是吴门书派四大家之一。从这块条石上看他的书法：虽不是他的精品，但用笔圆润，书写平和率意，显得风姿绰约。
　　发起嘉靖九年追和活动的袁表（1488-1553），字永之，是明代“袁氏六俊”之一，常与文徵明、王宠相唱和。他除了请仇英补画了《江南春图卷》外。还于嘉靖十八年，将明代正德到嘉靖期间吴中名士追和倪瓒《江南春》的诗，编辑成帙，付梓为《江南春词》一卷，被收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提到：“时吴中有得瓒手稿者，因共属和成帙，首有作者姓氏，自周以下共五十人。嘉靖十八年，袁表序而刻之，后有袁袠跋，二人亦皆有和作。”仇英画的《江南春图卷》经明清两代人递藏，从陶斋公袁表始，经话雨楼王任堂，转由过云楼顾文彬藏，至民国为庞莱成收藏。因此，怡园这块书条石上文徵明与唐寅的追和与题跋，应是在过云楼收藏时从仇十洲《江南春图卷》中选刻的。
　　从倪瓒写《江南春》的诗，到书画家和诗人们不断地追和，再到吴门画派领军人物与画家们环绕《江南春》主题的创作与题跋，使我们看到明代文人书画、诗文创作的共性，那就是他们的创作都融入了当时的人文环境与人文情境，其创作的背后都涉及到某个事件、某种社会关系，使其内容甚至形制也与之相适应。这种人文特点，使我们看到明代作品中隐含的时代精神与人文情结。
　　《江南春》所引发的唱和之风，通过那些已经斑驳的书条石，间接地为怡园播下了文化雅集的种子，使怡园从清末开始成为苏州最早的书画社团活动场所。从“吴中七老”到“画中七友”首开了近代的社团雅集之风。当时活跃在苏州的“吴中七老”，清末缙绅名宿吴云、顾文彬、李鸿裔、沈秉成、潘曾玮、勒方錡、彭慰高七人组成真率会，相互轮流组织雅集活动，有记载的就达三十余次，持续了三十余年，传承着古人的林泉高致。到光绪十五年，（1889年）以“画中七友”为骨干，继真率会余绪，成立怡园画社。吴大澂推选为会长，参加的有吴昌硕、王同愈、顾沄、陆恢、沙山春、蒲华、任预七人。其中海上画派的代表人物吴昌硕、蒲华、任预都是从怡园画社走出去的翘楚。据《过云楼第五传人顾笃璜回忆录》记载，吴昌硕在苏州当巡捕时，经常到过云楼学画，他原来喜欢的是恽南田的没骨细笔。在顾鹤逸的指点下，吴昌硕才得以另辟蹊径，改走八大山人的笔路，以书入画，开辟一条独特的绘画之路。至1918年在新文化运动潮流的影响下，以颜文樑，杨左匋，顾公柔，陶冷月为首的几人发起了苏州画赛会，这个由西洋画家和中国画家联合起来的组织，首开了不同于传统书画雅集的美术展览形式，这应是我国最早的美术展览，很多怡园画社成员都参加了此次画展，获得了极大的成功。1922年进而成立了苏州美术会，以怡园作为美术会会址，聘请怡园画社元老顾鹤逸为会长，并出版《美术半月刊》。1931年顾鹤逸侄子顾彦平发起重组怡园画社，成立东方美术会，时称小小怡园画社，参加者有朱梅邨、徐沄秋、贝聿铭、樊诵芬、蔡城渊等20人。1949年张星阶、蒋吟秋在怡园成立苏州书画印章研究会，1961年在怡园湛露堂成立苏州国画馆。可见怡园从清末起便成为了苏州近代文化活动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