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春秋
1、楚究竟何时灭越
《史记》第四十一卷的世家第十一《越王勾践》篇记载：“（越）王之候卒，子王无疆立。王无疆时，越兴师北伐齐，……齐威王使人说越王，……越遂释齐而伐楚。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此段叙述事实清楚，但未说明是哪一年。因此，文后紧接《集解》：“徐广曰：周显王之四十六年”。
经查，周显王四十六年，已是公元前323年，时楚威王已于5年前（公元前329）去世，明显有误。楚威王接位于公元前339年；即周显王三十年，逝于公元前329年，即周显王四十年。楚灭越当在这个时段。
1985年版《苏州市志》，把楚灭越定在“楚威王七年”。经查《史记》卷十五《六国表·三》“周显王卅六年”条载：“楚威王七年，围齐于徐州”。并无“楚灭越”之语，大概根据上述《史记》中的记载，将：“灭越”与“破齐”放在同一年所致。
在《吴越春秋》卷十的《勾践伐吴外传》篇末有元代大德十年徐天祜音注：“《世家》曰‘王无疆时，楚威王兴兵大败越，杀无疆，尽取越地，越以此散’。徐广曰‘周显王四十六年’。今自勾践卒至越亡，凡一百五十三年，《通鉴》书之：周显王三十五年”。
经查《资治通鉴》原文：“（周显王）三十五年，越王无疆伐齐，齐王使人说之，以伐齐不如伐楚之利，越王遂伐楚。楚人大败之，乘胜尽取吴故地，东至於浙江。越以此散。……（周显王）三十六年，楚王伐齐，围徐州”。
至此，楚灭越的年代迷雾尽散，应为周显王三十五年，丁亥，楚威王六年，即公元前334前。
2、科举时期的苏州考市
清代苏州的贡院，是苏州府各县学生参加科举考试的地方。旧址在定慧寺巷内，位于双塔寺和苏公弄之间。
每年科举考试时，考生(被称为考相公)为了便于及时进考场，便在贡院附近租个房间临时居住、温习功课。苏州人将此看作惯例，对租金并不苛求，租房的考相公如果考中秀才，房东也当作自家的喜事，引以为荣。租赁考寓，如果只参加一次考试，租金比较便宜，如果要参加县考、府考、道考三场考试，租金就要贵一些。考生则可以几个人合住一间，以节约房租。许多书坊和文具店也到贡院附近，租间门房，临时设立个铺面，放几只书架，在木板上糊了白纸，请名人挥毫，写个招牌，从事经营。在府考、道考时，常熟、昆山、吴江等地考生都来应试，连上海的书店也特地赶来卖书，这些店除卖笔、墨、纸、砚，还有卷袋、卷夹、墨匣、笔匣、诗笺、信封、白折子、殿试笔之类，后来还有带卖时兴的洋蜡烛的。
附近的菜馆、饭店、点心店在考试期间也很热闹，三、四个考生在一起，花上三百文钱，就能饱餐一顿，一场考试过后，每家饭馆都有不少收益。
3、苏州的租界
清光绪二十年（1894）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议和，由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于1895年4月17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根据该条约的第二款，苏州开埠通商。
光绪二十三年由苏州关道洋务局人员会同日本荒川，勘定苏州盘门外相王庙对岸青暘地迤东一带到运粮河止，开放为日本暨泰西各国租界。设立分所，照会潘祖荫等主任其事。按照洋人哈尔定所绘地图，丈量划分日本租界面积共地483亩8分7厘6毫，泰西各国租界面积共地432亩8分3厘2毫。均经业主缴单契结价归官，以备租给日本和欧美各商。其租地执照，前由江苏监督粮道兼监督苏州关署给发。民国2年（1913）经江苏省行政公署核定，改归吴县知事缮给租契盖印。马路警政，开始则订定由洋人鄂尔生为总巡，订有巡捕章程。宣统元年（1909）由苏州警察厅主管，取消巡捕名目，前老巡捕房则于民国8年由总税务司承买为关有官产。所有租界，沿河马路十丈系属官地，于日本租界章程内郑重声明，复经前清总理衙门与日领商订咨行有案。又“富”字号地内建设苏州关署及税务司公馆、帮办等公馆房，计用地基二方（以纵横四十丈为一方），亦系中国官有。其余已、未租之地大半荒芜。自苏州开埠通商后，外侨在区域内开办的商业有：大马路的东洋堂洋货、蓬莱轩饼干、丸三药房、秋野洋行机器、精养轩旅馆、亚细亚洋油栈、日租界内的吉原繁子旅馆，大马路永元里的三原界专磨剪刀、大马路佑圣观街的政二金次郎洋货等。开办的工场有：公共租界内的苏州砖瓦公司，日本租界内的桥本纽扣厂、冈田宰牲厂、西田胶皮厂等。外侨还在苏州兴办学校和医院，学校有天赐庄的景海女学、东吴大学和东吴分设的惠寒小学。医院有天赐庄的博习医院、养育巷的回春堂，建立了教堂，有天赐庄的圣约翰监理公会、葑门外横街的监理公会、旧皇宫的使徒信心会礼拜堂、养育巷的长老会和大新巷的天主教堂。
4、“五四”运动在沧浪区
[学生运动]
民国8年（1919）5月4日，“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5月6日，位于三元坊的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首先收到北京寄来的“快邮代电”，通报“五四”情况，号召相互支持，推翻卖国政权。该校当即成立学生会，公推学生沈炳魁（后改名沈味之）为代表。在该校的推动下，苏城区12所中等以上学校成立苏州学生联合会。这12所学校中，设于今沧浪区内的有东吴大学（天赐庄，今十梓街东端）、江苏省立第一师范、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盘门新桥巷）3所。当时公推沈炳魁为学生联合会会长，尤敦信（东吴大学学生会代表）主持会务，会址即设在皇宫（今民治路万寿宫）内。在学生联合会的发动下，苏州12所学校4000余人举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先在公共体育场（今五卅路苏州体育场）集合，然后经观前、阊门，一路上高呼“拒绝巴黎和约签字”、“废除21条卖国条约”等口号，在途经西百花巷总商会时，由第一师范学生入内，请求联合行动。商会表示，同情学生爱国行动，决定罢市响应。
5月15日，总商会召开会议，于当天在观前、阊门等繁华商市罢市，并致电北京国务院农商部、巴黎和会抗议，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青岛。
附：一师学生致商会公函全文
苏州总商会：
敬启者，外交危急，民意未伸，同人盼望贵会表示意思，并一致提倡国货，以为外交后盾。迫不择言，伏希。
原谅，敬颂
台安
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全体学生
（加盖条戳）
五月八日
[公共体育场焚烧日货]
“五四”运动中，苏州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严查日货，在阊门、胥门一带繁华商区查获一批日货。经吴县教育会、吴县总商会、学生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女子公益团等11个团体代表，于民国8年7月29日在吴县教育会集议，决定“将所查获的洋布19尺、颜料18件、纸百余件，于31日上午在吴县公共体育场焚毁”。
是日，体育场内群众云集。学生联合会请消防队到场警戒，以防意外。运到现场的日货有数十箱之多，点火焚烧时，群情激昂，高呼口号。
8月1日上午8时，驻苏的日本领事到苏常镇守使署交涉，江苏省警察厅竟于当天就发出公告，要求该11个团体如数赔偿，并密查当场究系何人倡议擅自焚毁，但在人民群众坚持斗争下，此案终不了了之。
5、中共苏州地下组织负责人系列
（第一、 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陆秋心 民国14年5月前，中共苏州支部负责人。
（注：根据党中央保存的1925年5月组织登记表，表存江苏省档案局。另据早期中共党员沈延平口述）。
叶天底 民国14年秋至15年1月，中共苏州独立支部书记。地址：乐益女中（今体育场路4号党史办公室址）。后辞职离苏。
许金元 民国15年1月至6月，中共苏州独立支部书记。后经组织调动去广州中山大学。
汪伯乐 民国15年6月至12月，中共苏州独立支部书记，后被捕牺牲。
王芝元 民国15年12月至16年3月，代理书记。因汪伯乐被捕，应急代理。
顾容川 民国16年3月至4月，中共苏州独立支部书记。“四·一二”政变后奉命撤离。
周学熙 民国16年4月至11月，中共苏州市委书记（北伐战争后苏州设市）。时共青团市委书记为陈臻（即陈廉贞，敌人称为陈尚廉），设在仓米巷。民国17年2月，团市委被驻节苏州的蒋介石的第一军李仙洲教导团破获，周学熙被迫出走。
赵 霖（原名帅赵霖） 民国16年11月至17年春，中共苏州县委（由中共苏州市委改称）书记。地址在东海岛（今属平江区）。由中共江苏省直接委派，并由高凌霄、王香芹、姚绩安、程仲康等为委员，开展农运工作。
王晓梅 民国17年春，中共吴县工委书记。原名李时樵，四川人，毕业于成都师范学校，入河南的西北军陆军干部学校学习，后潜赴广州。民国15年参加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到上海，“清党”时被迫离开部队。17年由省委派到苏任吴县工委书记。19年9月被捕，押江苏省保安处，刑重牺牲于镇江狱中。
陈文华 民国17年初，书记。抗日战争前一二年，化名隐蔽在金阊小学任教。
高 飞 民国17年，中共吴县县委书记。山西人，原为上海复旦大学学生，近毕业时入党，北伐军到上海时离校。民国17年派到苏州。后奉命将书记职务移交给朱杏南（化名黄春涛），他来往于上海（省委）、苏州之间。后返家乡山西，在阎锡山所属王靖国军部任秘书，王靖国被阎杀害，高可能同时遇害。
朱杏南 （1899—1931）化名黄春涛。民国17年8月至19年9月，中共吴县县委书记。江阴人，家有田500亩，在家乡热心公益事业。民国15年加入中共，在江阴东、西乡活动，17年4-5月间，因叛徒出卖而被追捕，幸他机智混入建筑工地作小工而脱身。去上海后，由江苏省委派往浦东一带，领导农民运动，不久即派到苏州，接替高飞，任吴县县委书记，机关设在装驾桥巷8号（今属平江区）。19年9月因受牵连被捕，后解南京，20年5月19日牺牲于南京雨花台。
吴寿庆 民国18年9月至20年夏，中共吴县县委书记。苏州人，绸厂工人党员。朱杏南被捕后，经省委选拔，接任书记。20年夏被捕后遭秘密杀害。
王伯奇（棋） 民国20年夏至21年2月，中共吴县县委书记。又名王可风，安徽肖县人。民国17年毕业于上海大陆大学。先在中共上海沪西区委工作，19年任常州县委书记，20年夏，调苏任吴县县委书记。21年3月被捕后叛变。
王 潜 民国20年夏至21年2月，共青团吴县县委书记。与王伯奇同在苏州任职，时称：“老王”、“小王”。民国21年2月，王伯奇被捕时他脱险，调任镇江县委书记。23年他从杭州秘密到苏州岳母家，被人发现告密而遭逮捕，在狱一月后叛变。
张寄东 民国21年2月，接任中共吴县县委书记，又名张 东，化名李耀东，江苏东海县人，约在民国22年被捕，至此，党组织在苏州已无活动。
殷传经（小芷） 民国22年10月至12月，共青团无锡中心县委苏州特支书记。曾就读于三元坊的苏州工专，后任职于苏州共青团组织，当时团组织下设3个小组（苏州中学2个，苏州工专1个）。民国22年12月初，无锡中心县委破坏，殷被捕后自杀。至此，苏州无团组织活动。
6、“七君子”羁苏
“七君子”即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王造时、李公朴、邹韬奋、史良7位爱国民主人士。民国25年11月15日，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将7人逮捕，于12月4日解到苏州江苏高等法院审理，当时，史良被关押在司前街女监，其他六人关在古吴路原吴县县署内。抗日爱国居然有罪，国内外舆论为之哗然。冯玉祥在南京发起十万人签名大会，呼吁释放七君子。宋庆龄亲自来苏，甚至找到江苏高等法院，要求一同入狱；许多国际人士也纷纷致电南京国民政府予以谴责。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吁下，七君子终于无罪获释。民国26年7月31日下午，各界人士守候监狱门外，俟七君子一出，军乐、鞭炮齐鸣，庆贺斗争胜利。
7、日军在苏州的暴行
[俞啸泉亲历日记]
“1937年8月16日，午后三点半钟，忽闻天空机声轧轧，并轰炸声大作，机关枪、步枪声继之，少顷即停。计袭苏日机有二十二架云。六时半日机九架又来。除阊门外、葑门外均投弹，城内如道前街、西善长巷以及朱家园、瓣莲巷、学士街、东支家巷、西支家巷，均有毁屋伤人事。闻是日冯玉祥等中央要人曾在西善长巷大中旅馆会议。故该处附近一带，破坏尤重云。8月21日，日机八架，在飞机场投弹十二枚。9月21日，报载日机昨再袭苏，计十二架，投弹四十余枚，历时约三刻钟。万年桥、城隍庙、朱家园、学士街，均有破坏。伤亡亦甚多。火车站毁车辆二。10月30日，上午十点钟左右，仰首见三日机向北飞去，俄轰然一声，地震屋摇，枪炮声亦同时连续不断。事后传为日机炸盘门陆军监狱。此外平门车站、葑门外荒地、横塘五家村以及浒墅关、外跨塘车站，均被投弹。警报几全日未停。”暘
补充材料：
“一、学士街关姓妇与其外孙之被杀：学士街关姓妇，年五十余。一日日军闯入，意图非礼，妇竣拒。外孙刘吉生，年十五、六。因父死，母他适，妇抚养之。见状狂呼，兵愤，击毙其外孙，妇亦被戕。
二、西服贾祸：日军之将至也，年青人之够条件者，每西行入蜀；其无力办此者，则乔装隐乡间，以避其锋。友人王秉青先生之次子，苏州东吴大学毕业，时避居在石湖之滨。会日军下乡，相其面，验其手，知非荷枪者，方将委而去之。一兵疑其文雅不类乡农，令解外罩之破袄，袄解而西服见，即举铳击毙之。秉青先生，曾任苏州关监督兼交涉员公署科长。
三、索取书画手表：日军每走入民家，视有佳书画之已装裱者，为便在军携带，辄以刺刀割取心所喜爱者，纳入袋中。苏人孔陟岵先生，尝因一画轴不肯舍去，与日兵相争持，卒被击一刺刀，头部血流如注，久犹创痕宛然，当时生命保全，亦云幸矣。亦甚爱手表，以手表可计时也。取去时，或付古钱数枚，彼其意以为交易而退，与劫取不同。”
俞啸泉为苏州知名文人，1949年解放后曾任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
[日军在葑门施暴]
民国26年11月19日，苏州失守，日军进城。居民逃避不及，在城门口被日军用刺刀枪托打死打伤五、六十人。少女陈招娣年仅十四岁，被日军强奸后打死。北栅头三丰油坊附近，有孕妇已将临盆，被日军亵弄后打死。
李阿木逃避回家，爬在墙上望见盛家带27号徐家祠堂中死尸遍地，剖腹断肢，几乎吓昏。沿河路上、水中，也有好些尸体，河水已红。后来知道：中国军队未能撤退的伤兵五十余人，悉遭惨死。
日军侵占期间，奸商屯积居奇，粮价一日数涨。民国27年10月以人力车工人为首的数百名穷人只得抢粮充饥，把油车场三丰油粮行粮仓抢劫一空。日军赶到现场，击毙仓库看守石卿一人，枪伤群众数人。
[强奸民女、刺死告发人]
民国27年冬某日，有一日军士兵，强奸花街巷6号吴家的女仆。事后老人向日军军官告发。肇事日军为了报复老人的告发，竟潜入吴宅，将老人刺死。
[毒化政策]
民国27～34年，日军侵华期间，通过日伪政权机构，公开设立了“土膏行”，美其名为“戒烟所”。实际上是日军施行毒化政策的机构。那时凡是嗜鸦片、海洛因成瘾者，精神萎靡，终日在戒烟所吞云吐雾，最后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危害人民遗毒深远。
[搜刮铜铁制造枪炮]
日本侵略军穷兵黩武，武器弹药消耗浩大，铜铁资源短缺，竟搜刮各庙宇寺院的冲天香炉，熔化后制造枪炮子弹，屠杀抗日军民。
二、地方掌故
1、“沧浪”探究
苏州人对“沧浪”两字，是很有缘分的。因为苏州不仅有一座举世闻名的沧浪亭，而且还有一个行政区，就叫做沧浪区。所以大家对“沧浪”两字，似乎耳熟能详了。但是如果深究一下这两字的来踪去迹，和沧浪亭的兴衰沧桑，似乎还有些人说不清楚了。
说起沧浪亭，首先想到的，是那首古代有名的《沧浪之水歌》：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这首诗歌，见于孟子的《离娄》篇。如单从文字上来看，好似说逢到清澈的水，可以洗洗我的帽缨（系帽的带子），要是逢到那污浊的水呢，就只配洗洗我的足了。但作者的寓意是对正直的予以尊重，对邪恶的予以鄙弃之意。还有另一层意思，则是以沧浪之水，比之人的立身处世。如果你有高尚的人格，就能得到人们的尊敬，反之要是行为卑劣，就会得到人们的鄙视。一个人的道德面貌的好坏，正好像沧浪之水的清浊一样，决定于他的自身。由于这首诗的隽美，所以千百年来，流传不衰。
但沧浪两字的出处却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作为青色的别称，另一方面是指确实的水名与地名。
《吕氏春秋》的“审时”篇后有注云：“苍狼青色也。在竹曰苍莨，在天曰苍狼，在水曰沧浪。”为什么说它又是水名呢？因为在《禹贡》传中说：“沧浪，汉之别流，在荆州。”但在《说文通训》里则说：“沧浪，即汉水之下流，在湖北之均州，北至汉阳合江。”在《史记》的“夏本记”索隐里却又这样写：“马融郑玄，皆以沧浪为夏水，即汉河之别流。然在《水经》的“夏水篇”中引刘澄之的《永初山水记》云：“夏水古文以为沧浪，渔父之所歌也。”《水经》中却又说：“夏水出江，流于江陵县，又东过华容县南。”这里说明了一个问题，沧浪在湖北，是汉水的支流。可能就是夏水的别称。但另外一说，却变成了地名了。因为在水经中说：“武当西北，汉水中有洲，名沧浪洲，水曰沧浪水。”我引经据典至此，说明沧浪两字，或水或陆，各有各说。
2、苏州古城到底有过多少城门
苏州古城始建于吴王阖闾元年（公元前214），故称“阖阊大城”；在城内又筑有子城（又称小城），作为吴王宫室。大城和小城到底共群有多少城门呢？根据历代志书所记作一简要归纳。
先说大城，伍子胥筑城时群“陆门八”，历代志书均有记载，但八门的名称却各不相同。
东汉《越绝书》是苏州最早的志书，应该说其正确程度较高，可偏偏记载了九个城名：阊、娄、平、蛇、齐、胥、巫、地、近。书上还说：“从阊门到娄门，九里七十二步，陆道广二十二步；平门到蛇门，十里七十五步，陆道广二十三步”。由此可见，阊门在西，娄门在东，平门在北，蛇门在南，这四门的方位是明确的；齐门、胥门至今犹存，其位置也是清楚的；只是巫门、地门、近门的方位无法确定。近闻有位行家提出：此《越绝书》是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铅印本，并非古本，可能在刊时，误将“蛇”门当作“地”门，将“匠”门误作“近”门。如果确是这样，既符合八门之数，又与其他志书所记基本一致。不过，推测仅是分析，还得查阅古本才能确定。现在只得存疑。我们在统计苏州城门之数时，故且依照通常的说法为八门：阊、娄、平、蛇、齐、胥、巫、匠。
汉代赵晔撰的《吴越春秋》记载：“造筑大城，周迴四十七里。陆门八，以象天八风”。但书让没有明确八门之名称，只写了阊门与蛇门：“立阊门者，以象天门，通阊阖风也”。“立蛇门者，以象地户”。此两门与《越绝书》所载相同，且至今均有遗址可证。阊门在历代屡有毁建，至1958年才完全拆除，如今正于原址重建。蛇门何时封闭，志书上没有记载。1952年在开辟南门时，曾在城墙下挖得一方界石，上书“蛇门”两字，很多人都亲眼目睹，可惜那时保护文物意识淡薄，此石竟被附近居民取去，今已无法寻找。
《苏州市志》对八门的记载是引用唐代的《吴地记》：“阖闾城四周辟陆门八，以象天之八风；水门八，以象地之八卦”。“陆门八座是：西阊门、胥门；南盘门、蛇门；东娄门、匠门；北平门、齐门”。以此八门与《越绝书》相比，少了一个巫门，多了一个盘门。巫门是否即为盘门，各种志书均未见记载，笔者不敢妄断。但《越绝书》在成书时间要比《吴地记》早500多年，其正确程度相对要高一点，然也不能就此判断《吴地记》记载有误，因为盘门是目前还依然矗立在古城南部，而巫门却无迹可寻。所以，我们只能依此推断，盘门是阖闾建城后再修建的，苏州应该有九座城门。
到了宋代，朱长又撰的《吴郡图经续记》记载的八门，无平门而有葑门。其实葑门倒是不在八门之数，而是在越国攻打吴国时所破的城墙开辟的，《吴越春秋》上清楚地记述了这段故：当时越军“欲入胥门，来至六七里，望吴南城，见伍子胥头，巨若车轮，目若耀电，须发四张，射于十里。越军大惧，留兵假道。即日夜半，暴风疾雨，雷奔电激，飞石扬砂，疾于弓弩，越军坏败。……范蠡、文种乃稽杂肉袒，拜谢子胥，愿乞假道。子胥乃与种、蠡梦，曰：‘吾知越之必入吴矣，故求置吾头于南门，以观汝之破吴也，惟欲以穷夫差，定汝入吾之国，吾心又不忍，故为风雨以还汝军。然越之伐吴，自是天也，吾安能止哉？越如欲入，更从东门，我当为汝开道贯城，以通汝路。’于是，越军明日更从江出，入海阳于三道之翟水，乃穿东南隅以述，越军遂围吴。守三年，吴师累败，遂栖吴王于姑胥之山。”此故事虽有点神话色彩，但葑门的开辟乃越国攻吴破城所致，这一点与《越绝书》、《吴地记》的记载基本一致。由此，苏州古城的城门数应增至10个。
《吴郡图经续记》还记载：“平门一名巫门，与赤门二门都不在八门之数。”而《越绝书》所记八门，既有平门，又有巫门，并各有方位。平门与蛇门的相距已见上述，巫门之位置，书上说“巫门外糜湖，越宋王城也。”笔者孤陋寡闻，不知糜湖原址在今何处，但据此推测，平门与巫门不可能同为一门。另外，这里又多了一个赤门。《吴地记》载：“匠门南三里有葑门、赤门。”这说明赤门、葑门均不在八门之数。赤门何时开辟，志书无记载，但在统计苏州古城的城门时，应当加上一座。至此，苏州古城的城门数应为十一个：阊、娄、平、蛇、胥、齐、巫、匠、葑、盘、赤。
宋代以后，苏州城门多有变化，有的关闭，有的废弃，直到清末，只有苏州人通常讲的“六城门”了。那就是：娄、齐、葑、阊、胥、盘。
民国10年（1921），在阊门、胥门之间（今景德桥东堍）开一城门，名新昌门（新阊门）。民国17年重开平门。民国20年，于新阊门北60米处开金门，新阊门渐被废弃。民国23-24年，重开相门（即匠门）。苏州沦陷后，于民国27年在古胥门之北，正对万年桥处开新胥门。
苏州解放后，人民政府为繁荣经济，开展城乡物资交流，于城南延伸三元坊（今人民路），开辟南门，建造人民桥。但未筑城门，仅将城垣拆除，成为苏州城南的一个出入口。
综上所述，苏州古阖闾大城先后有过15座城门名称：东有娄门、相门（匠门）、葑门；南有蛇门、南门、盘门；西有胥门、新胥门、新阊门、金门、阊门；北有平门、齐门；另有巫门、赤门其遗址不明。
再说子城。《越绝书》载：“吴小城，周十三里。其下广二丈七尺，高四丈七尺。门三，皆有楼，其二增水门二，其一有楼，一增柴路。”《吴越春秋》也记载：“筑小城，周十里，陵门三。”两书所记的小城周长虽不同，但门数是一致的，不过三座城门的名称，两书都没有记载。《吴越春秋》上只记述小城南门的雄姿：“小城南门上反羽为鲵 ，以象龙角。越在已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门上有木蛇，北向首内，示越属于吴也。”至于还有两门的情况，书上没有交代，今已无迹可寻了。
这样，本文题目的答案应是“十八”。
3、沧浪之水出于古赤门水道
紧贴养蚕里农贸市场西的南北向水道，就是古赤门的水道。据宋范成大《吴郡志》“赤门在城南至阳之地”，和明洪武年间《苏州府志》及明正德时期《姑苏志》，均有“赤门以南……城下有大沟，自祝桥而西出燕家桥，即赤门水道也”之记载。相联系的依据还可见宋《平江图》。1000多年来，这条古水道经乌鹊桥、大云桥、隐溪桥，与沧浪亭外之水汇合。
4、东晋辟疆园故址
东晋时吴郡顾辟疆，曾任郡功曹、平北参军等官职，他家的园林辟疆园“池馆林泉之胜，号吴中第一。”（宋范成大《吴郡志》）。其故址究在何处？有三说：
一说在今西美巷况公祠。明正统年间（1436～1449），况钟出任苏州知府，曾作《辟疆馆记》，文中说；“晋顾氏辟疆园者，即郡治东隅和丰坊五显王庙地，其故址也。至元《吴地记》以五显庙为辟疆故地。据景定《姑胥志》：‘和丰坊有顾况宅，唐大历中，拓府治规其半为厩’云云。予于正统三年，以五显王灵异，三祷旱潦皆应，请于朝为重兴楹桷。落成后，甃井得斯石，‘辟疆东晋’字。予友蹇叔真考之，则正顾况诗所谓‘辟疆东晋日，竹树有名园。年代更多主，池塘复裔孙。’为辟疆园无疑也。”于是命名府厩为“辟疆馆”，况钟为之撰文记其事（见《况太守集》附录）。《吴门表隐》卷二也说：“辟疆园，晋顾辟疆所筑，为郡中第一，志载失考，实在西美巷中，郡署东偏。曾为五显庙，继为府厩，后半为大觉寺。明况钟有《辟疆馆记》碑，今即其地建况公祠。张紫琳《红兰逸乘》载：“大觉禅林在西美巷，晋顾氏辟疆园地也。明况太守寓此，掘得晋石刻，因辟辟疆馆，勒碑记其迹。”据以上所说今西美巷况公祠应为辟疆园故址。
二说在今潘儒巷。唐贞元年间诗人顾况到苏州，曾住辟疆园中，这有郡守赠诗为证。“年代更多主”，说明经过四百年变迁，名园虽屡易主而不废。到了晚唐，此园再度易主。陆龟蒙有诗说：“吴之辟疆园……载祀将六百。草色与行人，谁能问遗迹。不知清景在，尽付任君宅。”这是说辟疆园过了五六百年，归了任家。“任君”是指苏州人任晦，他曾任安徽泾县县尉，卸阳归里后，购得此园重加修葺，人称“任晦园”或“任园”。当时任园也很有名，陆龟蒙和皮日休都去游览过，并受到任晦的盛情款待。
任园又在哪里？《吴门表隐》引任兆麟记说：“任晦园……或云即辟疆园，实在潘儒巷，今任敬子祠东。宋为任氏园，因建祠。元为潘元绍别宅。明属徐姓、毛姓，后废为民居。”又说：“（徐氏）桂花厅在周通桥南，亦称晦园址。”
任敬子即任 ，博昌（今山东博兴人），是南朝齐梁间的著作家兼藏书家，“敬”是他的谥号。南宋嘉泰年间，他的后裔任清叟，官浙西提举，得到了任晦园旧地，造了这座家祠。此祠经明清二度重建，后毁于咸丰战乱。因祠中有棵老紫荆树，传说其枝叶煎汤能治眼病，于是任 就变成了眼睛保护神，受到信徒的香火供奉，康熙间还列入了地方祀典。民间称此祠为眼目司庙，又称任王庙。其址在神道街（今园林路）与潘儒巷之交，这在乾隆《姑苏城图》上可以找到此庙的图标。
三说在甫桥西街（今凤凰街）西。清诗人袁学澜在其《咏定慧寺》诗后注：“定慧寺、苏公祠，即辟疆园。”
5、开元寺的二尊石佛和石钵
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载：“报恩寺在长洲县西北一里半，在古为通玄寺，吴赤鸟中，先主母吴夫人舍宅以建。晋建兴二年（314），沪渎渔者见神光照水彻天，旦而观之，乃二石像浮水上。或曰水神也，以三牲巫祝迎之，像泛流而去。时吴人率僧尼辈迎于海滨，入城置于通玄寺，光明七昼夜不绝，号其殿曰‘二尊’。建兴八年（编者按：建兴仅有四年），渔者于沪渎沙上，获帝青石钵，初以为臼类，荤而用焉。俄有佛像见于外，渔者异之，知其为二像之遗祥也，乃以供佛。梁简文制《石像传》云：有迦叶佛、维卫佛，梵字刻于燄间。唐天后遣使致珊瑚 一、钵一，供于像前。又有陆柬之书碑。开元中，诏天下置开元寺，遂改名开元寺……今开元寺有瑞象阁，乃别加塑饰，其帝青石钵犹存……”
据吴县文管会陆永文主任称：80年代初见过这两尊石佛放置在吴县文管会（含无梁殿）大门侧，后不知被何人砸碎，铺在东大街路下面去了。
6、宋代砌街铭文砖
1981年9月，养育巷铺设地下管道时，于太平桥北堍通和坊口，距地表2.5米深处，发现两块合在一起的宋代刻字砖，青砖规格30×30×5厘米，两砖间夹有铜钱已腐朽。砖上铭文如下：“今具砌太平坊街升平桥止太平桥施主名姓：奉议郎章振，司户潘佃，进士张伯龙、张几，众户张源、陈择、章亮、吉诜、俞迪、万庆、邬典、陈蒲、周彦棻、张厚、彭怀德、张觉、吴瑾、阮评、章珉、章潜、黄宗右、陈祥、陈湘、黄完、徐绩、徐庆、陆密、李忠吉、徐询、徐登、袁实、刘文贵、陆回、金贵、王达、蒋真、郑氏十娘、富氏十娘、朱氏五娘、张氏三娘同施钱。舍米施主：邹十郎、五十一叔、袁六叔、徐七郎、徐三八郎、金三郎、徐十二叔、许二郎、汤九郎、金四郎、谢九郎、章八太孺，比丘志清、惠昙同施钱。政和四年岁次甲午壬申初八日辛巳下手，八月初十日毕工。砌匠金赞同，勾当僧法忠，都劝缘丁璋。”由此知道，“升平桥止太平桥”一段，北宋时称太平坊街，其位置和桥的名称与《平江图》所刻完全相合，至今亦无改变。
又《缘督庐日记》载，光绪三十四年（1908）秋，重建太平桥，在今瓣莲巷口出土“永安巷”砌街刻字砖，其文曰：“皇宋淳熙六年岁次已亥八月癸酉念三日戊申，是日兴工砌自吉利桥至板寮巷口街一道，募到施主钱米砌造……干缘勾当头陀薛了成……”。“永安巷”即今养育巷，“板寮巷”即今瓣莲巷。音同字不同，苏州地名之更改大多类此，以上两铭文砖不仅出土地点相近，且形制内容相似。说明宋时修桥铺路为民间风尚，募修事宜悉由寺僧主持。政和砖为苏州博物馆收藏。淳熙砖已失其下落。
7、曹太妃墓发掘经过
1964年7月初，苏州盘门外的盘溪小学扩建校舍，将操场边的高土墩铲平，墩内发现一座古墓。这里埋葬的是元代末年在苏州自称吴王的张士诚的母亲曹氏。
曹氏随张士诚从泰州来到苏州，张士诚在和朱元璋战斗中，三弟士德（小名九六）被朱元璋部队生擒。士诚母亲闻讯后，郁郁寡欢，于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死去，择地盘门外营葬。除大墓外，还有享堂等附属地面建筑。墓地香火早绝，至此有石碑一块，上面写着：“张吴王母曹太妃墓碑记”，由苏州名士费树蔚、李根源、邓邦述分别撰文、书写、篆额。据《吴风录》载：“在明代正德中期，吴中古墓，如城内梁朝公主坟，盘门外太妃坟俱遭发掘，获得古器无数”云云。
墓葬外围共四个保护层。7月7日开始，取走第一层封土后，第二层是坚硬的“三合土浇浆，”厚0.4米，西北角上出现长方形不规则的盗洞一处，可容一个人进去；第三层为纵向排列的石板，盗洞至此为止。四方每面都竖立着二至三排石板，每排石板多至53块不等，石板中间凿对称的双孔，中间用圆木贯穿，不使排列的石板松动。第四层又是“三合土浇浆。”
层层发掘，直指墓室。墓室的四周，由外及里，又有五个保护层。第一层还是圆木贯穿的双孔石板，第二层又是“三合土浇浆”和碎石；第三层是平砌的砖墙；第四层是夯实的石灰和黄土，上面横列着叠放的石板；第五层是1.8米的石灰浇浆，墓塘就深藏在坚固严密的保护层内。墓塘长、宽各3.79米，四壁用大青石构筑而成。石板四角交接部位各有“ ”形铁板斜扣作榫，以免壁塘走动。塘顶顺放两整块巨大青石板封口，顶盖石板下有四根楠木作横梁，防止石板断裂下坍。塘底铺大方金砖。设计周密，施工考究。
塘内停放着棺椁两具，乃是张士诚父母的合葬墓。男棺盖上面用金粉写着“皇考宣王之柩”六个大字。（宣王是张士诚给他父亲的谥号）。棺内满贮积水，骨架头向北脚向南，头带精致的王冠。尸体完全腐烂，身下铺芩板一块，刻雕北斗七星，尸前有象牙哀（谥）册一部，上下层叠放，以四条为一板，册外有黄绸包裹。中间刻有祷颂文章。原来张士诚父亲早已死去，草草埋葬在泰州丁溪九龙口。元至正二十五年，张士诚称王后，才由泰州迁葬姑苏。在同年6月15日与曹氏合葬。
曹氏棺木封闭严密，棺内积水不多，揭棺时女尸头戴金冠，随葬衣服整整齐齐放置在死者的前头腰间两端，出人意料的是女尸长眠地下近600年，虽然眼珠、鼻梁、两颊部分已腐烂，其余部分仍然完好，肌肤呈白色，身长1.54米，在场的医学教授说：“墓室封闭严密，水中没有什么细菌，所以尸体保存得好。”公安局法医说：“这具女尸的腐烂程度，相当于在热天埋葬仅一个月光景。”
女棺内陪葬品异常丰富，头部也有象牙哀册一部。曹氏头戴华丽精致的金冠，冠用极其纤细的竹丝结成网络式的冠壳。表面蒙麻及黄色薄绢，上缀贴孔雀毛，色彩鲜艳；薄绢上用九根金丝由前而后箍牢。冠的前沿又缀以桃形镶金边玉饰五块，其中分别刻虎、鼠、牛、羊等生肖，而虎居中。其精美程度，实属罕见。
曹氏的头发上满插金银钗簪首饰，口内含玉一片，左右手腕上套有金镯。两只手心各握“日”“月”金片。左食指上戴弹簧状数圆之金戒指一只。身穿黄色锦缎对襟大袖袍，内穿对袖丝棉袄，袄内衬黄绸短衫三件，下束缎裙，裙内穿黄缎丝棉裤，裤内有单裤，脚着,绛色缎鞋，内有黄色袜。缎鞋长25.5厘米，用紫酱色锦料，尖头，鞋头缀有料珠。尸体下垫锦缎丝棉被三条，棺底铺有约20厘米的香楠木屑。墓中的织物出土后，放在清水中漂洗过，再整件地从水中提出，并无撕裂破烂现象。
棺中有精巧的银奁一件，盛以银盘。银奁通体为葵形六瓣状，上下分三层：上层盛放银剪刀一把及大小银刷、银镜等；中层放银圆盒四件，里面放化妆品；下层盛有半月形银梳、银脚刀、银小剪刀、银小盂各一件。更奇巧的是有一件能随意打开和折合的银镜架，正好可以将银奁内的银镜放在上面。一件琉璃圭，纵42.6厘米、横6.5厘米、厚1厘米，重量为1.275克。圭是礼器，“诸侯朝王以圭，朝后以璋，”器形上尖下方，中有脊。圭呈青翠色，光泽滋润，细腻洁净，略有气孔，具有玉质感，起初被误认为玉器，后经专家鉴定，确认是琉璃器，是迄今我国发现的尺寸最大而且最重的古琉璃器，且质地纯净，反映了我国古代的琉璃制作工艺已有很高水平，是极为罕见的珍品。
发掘工作从7月7日开始，至7月底结束。墓葬结构的复杂牢固程度，在苏南实属罕见。发掘的女尸，后来运往火葬场火化。没有保存下来。各种金、玉文物都归苏州博物馆收藏。
8、苏州万年桥究竟有多老
万年桥始建于何年，已无从查考。但在明代嘉靖年间以前就有此桥，则有是据可查的。顾震涛《吴门表隐》载：“胥门河有吊桥，紫石甚古，明嘉靖时，严嵩爱而拆去，今在袁州城外，亦名万年桥。”近人徐世昌《晚晴 诗汇》，收入潘次耕的一首诗，诗曰：“相传吴胥门，有桥甚雄壮。不知何当事，谄媚分宜相。拆毁远送之，未悉其真妄。 来经秀江，巍桥俨在望。横铺八九筵，袤亘数十丈。石质尽坚珉，蹲狮屹相向。皆言自苏来，运载以 舫。严老自撰碑，亦颇言其状。始知言不虚，世事多奇创。桥梁是何物，乃作权门饷。鞭石与驱山，势力岂多让。冰山一朝摧，霜设无留藏。独此岿进存，千秋截江涨。颂署两不磨，功罪亦相当。犹胜庸庸流，片善无足况。吴山多佳石，胥江作良匠。”姑苏民间纷传的故事，说是严嵩到苏视察政务，途经万年桥，见桥之宏壮、雄杰与精美，使他留连忘返，喜爱之意溢于言表。苏州知府在一旁看得真切，竟想出将万年桥送与权相。在严嵩走后没几天，使招来石工，将万年桥拆得片石不存，用大型漕运船运到严嵩的家乡江西省袁州府分宜县。这段故事在上面两处引文中已得到佐证。
据严嵩自撰的《万年桥记》和清康熙《分宜县志》，他确实曾到苏州“雇匠买石，水运回县”，整个工程共费白银二万余两，是分宜古代桥梁史上工程最大、费银最多的石拱大桥。不过此桥是苏州拆去而移建的，还是严嵩另行采购石料而建造的，至今还是一个悬案。
在清乾隆年间徐扬所绘的《盛世滋生图》上有一座万年桥，那是乾隆四年（1739）由各界人士集资募建，据《李豫同家谱》载，其七世祖世鼎捐资，用近两年时间建成，之后，众多文人墨客对万年桥之雄姿多有描绘，但都是说乾隆年间建造之桥，而对明代以前的万年桥，已少有记载了。
9、皮场大王庙
养育巷西侧的盛家浜巷北，有座历来没有香火的小土地庙，名叫“皮场大王庙”。
此小庙就像一般的土地堂，又矮又窄，面积不满三平方米；门楣上嵌方砖五块、浅刻庙名；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还有高约七十公分的彩色泥塑土地神坐像。附近居民称之为“瘪虱大王庙”。明太祖朱元璋深恶贪污，开国后曾多次说：“从前我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如今要严立法禁，凡遇官吏贪污蠹害百姓的，决不宽恕！”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颁布了《醒贪简要录》，规定：官吏贪赃六十两（另有记载说是八两）以上的枭首示众、剥皮楦草，悬之特设在衙门左旁的土地庙中，土地神称皮场大王，用刑之各种器械列为庙中仪仗，用作警戒。此法制既定，民间遂习称贪官为“剥皮”。朱元璋在位时，两江、两广和闽、赣的地方官因贪赃进皮场大王庙的很多。
据《吴门表隐》：“各衙门立土地一祠，明太祖命建，名皮场大王神，曾定例：官吏坐赃八两以上，罪至剥皮楦草，故立此以警之……”。又王謇《平江城坊考》引《草木子》记：明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千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衙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
经王謇考证：“据此，则皮场庙者，原祀神之所。明初于此剥皮，遂为剥皮之场。后剥皮刑废，而庙仍旧。今此庙各地有之。供所谓疮疥菩萨也。”（见《宋平江城坊考》）
盛家浜皮场大王庙之旁原是始建于唐代的西禅寺。明代天顺五年（公元1461）郡守林鹗改寺为盐政通判治事之所，嘉靖二年（公元1523）知府胡缵宗改为巡盐公署，万历卅一年（公元1603）军门游击移驻于此。西禅寺在明代既长期改作衙署，按制其旁应有皮场大王庙的设置。历经五百多年的变迁，全国为数众多的皮场大王庙多不存在，唯有苏州的这座庙可说是绝无仅有。
10、福元公所趣话
福元公所位于胥门外小日晖桥弄23号，始建于清光绪年间，俗称皮蛋公所。把皮蛋雅称福元，寓吉祥之意。椭圆、硕大的鸭蛋，外面满粘新稻壳，黄灿灿的，喻作金元宝，亦有几分形似。这个机构名为“公所”，实为私人独家创设，别无他人加入。
清同治晚期，有位士而商者唐芝田，在万年桥大街首创“唐隆泰皮蛋作”，规模不小，全苏州正式皮蛋作又仅此一家，故而一开张就引起了轰动效应。唐隆泰皮蛋作在外墙上白底浓墨大书“进贡陈年松花彩蛋发客”，以示商誉，以广招徕。
唐隆泰的产品入选为贡品，并非虚言；是应承当地官府进贡的需要而特设这个皮蛋作的。该作坊选料特别讲究，坯蛋个儿特大，六只满一斤者方合规格；制作技术也有特到之处，蛋白透明似镜，遍布“松花”，蛋黄则如流碧，爽口不腻，确实称得上悦目赏心、清口润肠。
主人唐芝田，他与同治状元、国子监祭酒、总办苏州商务的陆润庠是同窗好友，与官场关系密切。这也是他能独占皮蛋进贡份额的重要因素。既获“贡品”嘉誉，达官缙绅、士子商贾无不争购唐隆泰产品相馈赠，谋升官、图实缺，向当道进献的礼单上“唐隆泰福元”也不可或缺，一时成为风尚。
生意兴隆，因作坊的规格与设施不适宜接待官府与上层人士为主的客人，唐芝田遂另于小日晖桥弄（今23号门牌）购置了近一亩地，与著名针灸世医尤松泉医庐毗邻，创建起颇具气派的“福元公所”，作为唐隆泰接待贵客、酬祷神祗之处。公所第一进正房四间，西侧披厢三间，专作接待大客户及办事之用；第二进为三开间大殿，供奉贴金关公坐像，关平、周仓侍立，两旁陆润庠书撰的楹联高挂，西侧另塑有吕纯阳像，初一、月半斋祭，逢年过节祈禳。殿后有园，临夏驾河。福元公所实非公所，总因财势俱大，无人扳驳，反而名噪一时。
“三余堂”唐姓靠“福元”发迹后，从万年桥大街起，前临大街、后抵阊胥路，北至小日晖桥弄，这一区域的房地产几乎全归其所有。辛亥革命后，进贡不再存在，官场送礼风也一时消歇，唐隆泰皮蛋作维持不了偌大的场面，终于关门大吉。
11、“文化大革命”中抢救图书
苏州图书馆藏书，海内闻名，它是民国3年在清末正谊书院、存古学堂藏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抗日战争中幸蒋吟秋馆长历尽艰险，藏书于西山。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破四旧”中，苏州图书馆首当其冲。许培基副馆长与工作人员商量，将破旧书籍选出一批，装上两辆垃圾车，推到大街上，当众焚烧以示“积极响应。”同时把中央发布的保护图书、文物的布告，贴在古籍书库及该馆大门上，以度劫难。
时市内各废品回收站，废品仓库涌到大量图书，堆积如山，都是抄家或群众害怕连累而送出的，都运到华盛造纸厂回炉打浆。苏州为历代望门世家聚居大邑，其中图籍经数百年积聚，一旦销毁，损失之大，无法估量，但当时任何人都无能为力。一天，许培基馆长接到某仓库电话，建议派人去挑选一下，许馆长带领本馆华开荣、吴声椿、秦钟英，新华书店古籍工作者李德元到达莲花斗废品仓库，见满地满屋是书，触目惊心。在半个足球场大的地方，堆满已打成一丈见方的大包，包在外的封皮纸竟都是大幅书画，泥金对联，喜神轴子等文物。这批在场的四、五十岁文化不高的仓库女工，都积极热情配合，不惜重新拆开包装，加倍增加劳动量，协助抢救工作。全体工作人员席地而坐，在浩如烟海的书堆中工作近二个月，终因局势进一步紧张而被迫中止，共检出各种重要图书1850余公斤。当仓库负责人要求贴补每斤几分钱的费用以弥补劳动开支时，图书馆那时已没有正常经费，经请示文化局，答复“少而精”为原则，再把成套杂志、崭新的《万有文章》等仍旧退还，特别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大量由望门大族保留下来的谱谍中，保留了大量秘不外传的历史真实，具有任何史志典籍无法代替的珍贵历史价值，也只好退回仓库，眼看其永远消失。但总算抢回了一批珍籍宝笈，其中有清初常熟毛晋汲古阁影宋抄本，明崇祯二年武陵超性堂刻本，清顺治六年常熟县令瞿四达为修《明史》所编纂的《启祯两朝常熟实录汇编》，记载太平天国史事珍稀日记数种等。
12、瑞光塔内发现的珍贵文物
1978年4月12日在古老的瑞光塔里发现了一批珍贵的文物。这天，有三个初中毕业，按规定要下放农村劳动的青年为了逃避下乡，躲藏在塔的第三层。为烧煮食物，掏取鸟窝作燃料，在塔心发现一洞，伸手入内为一空室，遂拆洞入内，揭开铺底大石板，竟是一密室处，发现了大量文物。其中有盛放在双重木函中的真珠舍利宝幢，木函四壁并彩绘四天王像；盛放在楠木黑漆嵌螺甸经箱中的碧纸金书《妙法莲华经》七卷；模制泥塑观音像二尊；雕版印的《妙法莲华经》六卷以及碧纸金书《佛说阿弥陀经》一卷，墨书《佛说天地八阳经》一卷、《佛说相轮陀经》一Ｏ五卷，又残卷一卷。铜佛像八尊，铜质金涂塔大小各一件，琥珀“与贞私印”印章一枚。
这批文物的上限为五代吴杨大和辛卯（931）四月二十日，下限为北宋天禧元年（1017）九月初五日。文物都由苏州博物馆珍藏，择要分述如下：
[真珠舍利宝幢] 通高122.6厘米，以楠木雕刻。宝幢分须弥座、佛宫、刹顶三部分。须弥座呈八角形，朱红漆雕，贴有人物、牡丹等图案，四周置神态各异的银狮8只，上有平阶，亦有8只彩色木狮。底座中间束腰，上为平台，描金勾栏。内有木雕须弥海、须弥山，海中盘旋着一条银丝穿珠九头龙；海面祥云冉冉升起，上立四天王、四天女，人物形象活泼生动，有唐代风格，刀工精细。须弥座通体描绘金色几何图纹，细如毫发。须弥山颠为佛宫，中有碧地金书八角经幢，分别刻七佛名号和“南无摩诃般若波罗波”（梵语，意为“大智慧可达彼岸乐土。”）经幢中空，放置盛放舍利子的淡青色葫芦形瓷瓶一只和雕版印《大隋求陀罗尼》经咒两张。幢顶有一银皮鎏金佛龛，中有一尊泥金的唐装佛祖坐像。佛宫四周有八根用鎏金银丝编结的殿柱，柱下有覆莲状水晶柱础，上为八角飞椽出戗的金丝宝石华盖，戗角垂挂璎珞，都是用银丝穿缀珍珠、珊瑚、水晶、玛瑙和银丝编织的空心球。刹有直径3.4厘米的水晶球结顶，水晶球两侧以银丝缀出火焰形状。刹轮用白玉、水晶等材料制成。刹上还垂下八条银链，各与华盖八角相连，银链上各缀银丝编织的空心小龙，向八角俯冲。在殿柱之间站着八位木雕的护法力士，神态威武，动作各不相同。
宝幢的制作，综合运用木雕、玉雕、漆雕、穿珠、描金、金银细工等各种工艺，技艺之精，用材之贵，造型之美，叹为观止，所用珍珠达4万多颗，堪称稀世珍宝。
[四天王画像] 画在盛放真珠舍利宝幢的双重木函的内函四周。
外木函通高134.7厘米、边长52厘米、厚3.5厘米，底板60×60厘米、厚4.5厘米。表面涂黑漆，正面有白漆楷书：“瑞光院第三层塔内真珠舍利宝幢”等字二行。内木函通高124厘米、边长42.5厘米。内壁有墨书“大中祥符六年四月十八日记”和“都勾当（宋朝管理财政的官员）方元升妻孙氏十娘”等署名。内木函四壁各有彩绘天王像一幅。天王是佛教的护法天神，他们是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天王手执武器，足踏恶鬼，神态威武，笔法用柳叶描法，系吴道子画派风格，敷以朱红、石绿等重彩，并加晕染、繁而不乱，具有极高艺术水平。
碧纸金书《妙法莲华经》] 共七卷，纵高27.6厘米，横长43.5厘米。卷轴装，卷首轴为竹质扁形，卷尾轴为木质圆形，轴端有铜质錾花轴头。包首有泥金绘牡丹图案，每卷引首绘有经变故事图。每卷22页至28页不等，经文用泥金楷书抄写，书法工整凝重，每页25行，每行17字。纸质为碧纸（即磁青纸，用桑皮和竹纤维制成，再浸入黄檗汁，干后染成靛蓝色。）
第一卷末尾有墨书：“常州建元寺长讲法华经，大德知口记。”第二卷末尾墨书：“大和辛卯四月二十八日修补记。”第七卷末尾金书：“显德三年（957）岁次丙辰十二月十五日，弟子朱承惠特舍净财，收赎此古旧损经七卷，备金银及碧纸，请人书写，已得句文周圆，续添良因，下救三涂苦，法界含生，俱添利禄，永充供养。”由此可知此经起初在晚唐（上限唐至德二年（757）时是常州建元寺讲经和尚所用，大和年间经过修补，后来到了后周显德三年才由朱承惠出资修补完整后捐献藏入瑞光塔。
[黑漆嵌螺甸经箱] 经箱高宽均为12.5厘米，长35厘米，经箱分为盖、身、座三部分。
盖作盝顶式，用木板斗合，四周立面有榫头卯合。座形如须弥座，有16个壶门，壶门内有贴金的木片。经箱通体夹纻髹黑漆，漆色光洁；盖的上面用螺钿片镶嵌出三组宝相花，中间的团花中央镶着一颗直径2.3厘米半球形的水晶；盖的四周用钿片镶出各种花卉、花叶、蝴蝶、飞鸟等图案，共用大小螺钿片700余片。使整个经箱显得十分华丽。在这个经箱里盛放的就是碧纸金书《妙法莲华经》。
[北宋模制泥塑观音像] 高约30厘米，其制法以正反双模灌注泥浆拼合而成，泥浆中掺有麻丝，犹如纸浆，胎壁薄而细腻光润，且较坚硬，上面加彩。色彩淡雅，面部丰满，姿态生动，有唐代风格。宋代苏州盛行“泥美人”，宋代吴县木渎人袁遇昌是抟埴泥美人的一代名手，惜无实物传世。瑞光塔的北宋泥塑观音是泥美人的杰出佳作，也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模制苏州泥人。
13、苏州为美国纽约造明轩
1979年，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来苏，她是美籍华裔，对苏州园林有深厚感情，当时向我国提出要在该馆内仿照苏州网师园中的殿春簃建造一座具有明代古典园林风格的小型园林，以供美国公众观赏。
苏州园林部门接到该项工程后，即派出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的得意学生、时任园林管理局副局长的周功吾率领专家组赴美洽谈，并进行现场测绘。回国后，仅用81天时间，在苏州东园一角建成了这座小型园林的实样，并命名为“明轩”。经美方同意后再去美国施工。建园所用陆墓金砖、金山花岗石、四川楠木等，在国内制成全套构件，连同花草、树木共装193大箱运往美国，苏州派出工程技术人员27人赴美安装。至1980年5月30日落成竣工，时美国总统尼克松还与我国领队的周功吾握手摄影留念。
这座精巧的园林，全长31米，宽13.5米，四周为7米多高的封火山墙封闭，为我国园林艺术中“以小见大”的杰作。内设一厅，一书斋。靠墙的假山顶上，仿“冷泉亭”式样建有一亭，亭内碑刻为唐寅《江南春》和沈周的诗。亭旁仿“涵碧泉”设一人工泉，涓涓细流，终年不绝。园内曲廊环绕，花木飘香，构成了“峰峦当窗，花影移墙”、“坐石可品泉，凭栏宜观花”的优美景观。为了保证中国花木能在异国茁壮成长，故在整座建筑物的大空间内设有冷暖气、通风、照明等现代设备，使环境保持一定的湿度与温度，做到了月月有花，常年如春，置身其间，宛如苏州美景的再现。开放之时，赞誉不绝，一时轰动了美国。
三、人物轶事
1、 范仲淹轶事
范仲淹幼时，母亲改嫁到朱家，范仲淹也随之改姓朱，一直到中进士时的姓名还是朱说。后来他上表给朝廷经批准恢复姓范。他在表里改用了郑准的联句：“志在投秦，入境遂称于张禄；名非伯越，乘舟偶效于陶朱。”上联说的是战国时魏国范睢入秦改名张禄，下联说的是春秋时越国范蠡助勾践平吴后辞官而去，自号陶朱公。这二人都姓范，而改名改姓，用得十分贴切得当。（见《中吴纪闻》卷第二）。
2、苏东坡与定慧寺
北宋神宗元丰三年（1078），苏东坡因“乌台诗案”之累，被贬为黄州（今湖北省黄岗县）团练副使。初到黄州，苏东坡便下榻当地定惠（“惠”通“慧”）寺，与海常禅师交相往来，作有《记游定惠寺》。海常禅师特意在寺院内为其建造寓所，名曰“啸轩”。后因与王安石为首的变革派意见相悖，苏东坡淡漠仕途，反求山水之乐、禅意之奥。宋宗元六年（1091），苏东坡官至杭州，常往来于苏杭两地。闻苏州亦有一定慧禅院，黄州旧景又浮眼前，于是只身往探，并拜谒禅师。定钦得知苏东坡与定慧寺的这段前缘后，便在苏州定慧寺禅院为他修造居所，仍名“啸轩”。苏东坡作诗《定慧寺禅师为余竹下开啸轩》以作答谢。二人以禅理相推，诗意相悦，一时传为佳话。
北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苏东坡再度被贬至惠州（今属广东省）。时苏州定慧禅院定钦禅师特命卓契顺居士前往探询，并带去定钦所作《拟寒山十颂》，以相切磋。苏东坡吟罢，作《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并序》相唱和。别时，苏东坡手书陶渊明《归去来辞》以赠卓契顺，并附诗《送虎丘卓侍者》两首。这段轶事见于《坡公集》。正统年间，工部侍郎周文襄、巡抚南国请妙 法师将苏东坡手书的《归去来辞》摹刻于玉石之上，嵌于定慧寺院后壁。嘉靖庚子年（1540）仁济法师在啸轩陈列经典，以祭前贤；是年三月十五日，守成禅师并侍者文慧法师绘苏轼像，悬于啸轩。清道光十四年（1834），按察使李彦章、郡绅石韫玉、吴廷琛、顾沅在定慧禅寺后倡建苏公祠；总督陶澍、巡抚林则徐、布政使陈銮、按察使怡良、盐运使俞德渊等及其部属鼎力相助，各界名流也积极响应，使苏公祠得以建成。惜时过境迁，当年的苏公祠已不见踪影，只留下一条苏公弄，供有心人往来凭吊。
3、苏州太守退休诗
据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载：唐代苏州太守白居易曾两度罢官，他写了一个《喜罢郡诗》，读来又是一番感慨：
五年两郡亦堪嗟，偷出游山走看花；
自此光阴为己有，从前日月属官家。
樽前免被催迎使，枕上休闻报坐衙；
睡到午时欢到夜，回看官职是泥沙！
清褚人 《坚瓠集》载：孙冕，宋太宗雍熙年间进士，累官至礼部侍郎。60多岁时出任苏州太守。在苏州任上，他带领民众兴水利，修农田，建桥梁，扩桑蚕，为发展生产办了不少好事，这时，孙冕已明显感到体力不支，精神不振。他给皇帝写了请求退休的奏折，收拾好了行装，交待完了公务，然后在官衙的厅堂上写了这样一首明志诗：
人生七十鬼为邻，已觉风光属别人。
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谋泉石乐天真。
去年河北曾逢李，今日淮西又见陈。
寄语姑苏孙太守，也须抖擞旧精神。
等到皇上批准他“致仕”的诏书下来，他早已回到了故乡。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况钟在苏州任满调职，两万多百姓极力挽留，并写了“万民折”呈给皇帝。但英宗没有批准。况钟打起行李，离开苏州。留诗一首：
检点行囊一担轻，京华望去几多程；
停鞭静忆为官日，事事堪持天日盟！
4、冯梦龙轶事
清朝苏州人褚人穫的《坚瓠集》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吴县袁于令（字令昭）写完《西楼记》戏曲初稿，就带去请冯梦龙指正。冯看后将稿子往桌上一放不置可否，袁于令无奈，只好告别回家。这时冯梦龙的家人告诉冯，家里粮食吃完了，冯说：“别担心，袁于令今晚定送一百两银子来。”他嘱咐看门人，袁于令送银来一定在今晚初更后，别关门，他来后，你直接把他带到书房。家人听后都觉得很荒诞。袁回家后，踌躇不止到夜晚，忽命家丁点灯，带了一百两银子去找冯。到了冯家，见门大开，便问是怎么回事。看门人说：“我家主人正在书房里等你呢。”袁吃一惊，赶紧走到书房。冯说：“我料你必然会来。你写的词曲都很好，但还缺少一出，现在我已替你补写好了。”冯补写的是《错梦》一出，袁看了以后非常佩服。后来《西楼记》在世上广为流传，其中《错梦》一出尤其脍炙人口。
5、周皇后争宠
明思宗（朱由检，年号崇祯）皇后周氏，故居在今元和路，她自幼丧母，十几岁时随父周奎去北京，住前门附近，父以算命为业。天启年间被选入宫。天启六年（1626）大婚，为信王正室。翌年，朱由检接位称帝，册封周氏为皇后。
其时，宫中有一位田妃，颇受崇祯爱，与周氏争风吃醋。有一年正月初一，田妃按例给周后拜年，周后有意冷落，让她在外等候很久，见面后亦未多谈，田妃自觉没趣，只得告辞。随后，袁妃也来拜年，周后对她十分亲热，有说有笑，谈了半个时辰。田妃受了冷落，含恨在心，使向皇帝哭诉，为此帝对周后十分不满。一日，皇帝对周后大发脾气，甚至用力把周后推倒在地，于是周后愤然绝食，过后，皇帝自觉对她太粗鲁，就派太监去问候，并赠一件貂衣，帝、后自此和好。后来，田妃因在皇帝面前撒娇失礼，被帝斥责，住进启禅宫，一连三月不理。有一天，周后陪皇帝到永和门观花，见田妃未来，即主动派车去接，从此周后与田妃的关系也改善了。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义军包围北京，周后见大势已去，在城破之前，吻别儿子，自缢身亡。
6、陈圆圆进北京
陈圆圆（1623～1695）名沅，字畹芬。常州人。本姓邢，因家境贫苦，做了昆山表亲陈姓的养女，改姓陈。后到苏州学艺，生得十分美丽而又能歌善舞，十八岁时，已是苏州城里的名艺人。
当时思宗（崇祯皇帝）朱由俭宠爱田妃，皇后周氏吃醋，很不愉快。国丈周奎时封为嘉定伯，住在苏州带城桥（后为织造府，今市十中的一部分），想出主意要转移皇帝对田妃的好感，于是趁回苏州办丧事的机会，出了一大笔钱把陈圆圆买下来，带到北京送进皇宫。有一天，陈圆圆在周后旁边侍候，被皇帝看见了，就问：“这姑娘是哪里来的？”周后回答：“服侍我的没有一个南方人，都不合心意，她是苏州人，昆曲唱得很熟练，我就让她来侍候我们了。”这时天下动乱，四处有农民起义，皇帝没有这份心思贪恋女色了，就吩咐让她出宫。陈圆圆又回到周奎府中。这时吴三桂奉旨出镇山海关，周奎为他饯行，酒席筵前叫一队姑娘奏乐唱歌，陈圆圆也在其中，吴三桂一见陈圆圆，即于次日派人到周奎府中，直说要讨圆圆作妾。周奎本想回绝，有人劝他说如今天下不太平，何必为一姑娘去得罪吴三桂，不如送给他拉拉关系。周奎认为这话有理，就答应了吴三桂。吴三桂上金殿向皇帝辞行，皇帝赐给他三千两金子，吴三桂从中分了一千两作聘礼送到周家。还没有来得及娶亲，吴三桂匆匆忙忙往山海关上任去了。周奎就置办了许多嫁妆随陈圆圆一起送到吴三桂的爸爸、大司马吴襄府中。没有多久，李自成攻占北京，吴襄做了俘虏，李自成叫吴襄写信给吴三桂要他投降，吴三桂拒绝，李自成一怒杀了吴襄一家八口，却留下了陈圆圆。三桂大怒，立即降清，引清兵入关，攻进北京。三桂的部将在北京城内四处搜寻，终于找到了陈圆圆。此后三桂携带圆圆到陕西、四川。吴三桂被封为平西王，圆圆也随着到云南昆明，吴府的人都称呼圆圆为“邢太君”。
康熙十二年（1673）朝廷决定削藩，三桂起兵反清，陈圆圆预感到前途险恶，就以年老为理由，请准出家做了女道士。吴三桂在康熙十七年（1678）自称周帝，后被清军打败，病死长沙。他的孙子吴世藩被清军攻灭。陈圆圆的下落就没有人知道了。
7、哭庙案
清顺治十八年（1661），在苏州府学的孔庙发生震动一时的秀才哭庙案。被杀金圣叹等秀才18人，为天下奇冤。
顺治十七年十二月初一，吴县新任知县任维初下令追逼钱粮，声称：“功令禁严，钱粮最急。”并“开大毛竹片数十，浸以溺”作为刑具，“初二日午时，即追比欠缴者”，一时“（受）责者鲜血淋漓，难于起立，”造成“邑民股栗”的恐怖局面。当大量粮食入仓以后，在翌年正月中旬，亲入常平仓盗取仓米，“每石仓米取七升三合，计得三千余石，付县总吴之行粜焉，”使全城“虽三尺童子，皆怀不平。”
苏州秀才百余人为民请命，由薛尔张将任维初罪行写成“揭帖”。在倪用宾率领下向苏州知府大堂举报。是为二月初四日。
时机不巧。顺治十八年二月初一日，皇帝哀诏到苏州，巡抚朱国治率领府、道、县官齐集苏州府堂设帐公祭三天。初四日公祭结束，朱国治等众官仍在商议善后，而秀才举报队伍及沿路跟进的群众千余人恰巧到达。岂知朱国治直接参与贪污，为转移视线，遂以“震惊先帝之灵”为名，逮捕倪用宾等5人（一说11人）。翌日全城读书人愤愤不平，群情汹汹，金圣叹激于义愤倡议到孔庙向老夫子灵前哭诉以示抗议。一呼百应，随行群众亦号呼而至，在孔庙前击鼓鸣钟，并由丁子伟到程翼仓教授处拿来钥匙，涌入大成殿，号声痛哭，场面十分悲壮。朱国治害怕泄漏贪污内情，进一步残酷镇压，并令程翼仓连夜检举参与秀才的名单，追查索捕。待丁子伟、金圣叹等最后“归案”已到四月廿七日，共捕18人入狱，计：倪用宾、沈琅、顾伟业、张韩、束献琪、丁观生、朱时若、朱章培、周江、徐玠、叶琪、薛尔张、姚刚、丁子伟、金圣叹、王仲儒、唐尧治、冯郅。在七月十三日立秋，“不问首从，立决处斩。”梁章钜更在《归田琐记·金圣叹》中揭露了金圣叹惨案的实质：“当是时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贼者，坐反叛，兴大狱。廷仪遣大臣即讯，并治诸生。及狱具，圣叹与十七人俱傅会逆案坐斩。”所谓“海寇入犯”，是指顺治十七年三月郑成功率厦门明朝将士，联合驻舟山群岛张煌言（苍水）部，从长江口攻入，“下沿江天长，六合”，得到江南广大士民的热烈响应，势如破竹。张煌言部更西出皖南，绕到南京背后，与郑成功夹击南京。一时江南民气昂扬，二十九州县归附明军。镇江市民“持械”响应，与清军搏斗。金坛农民抗粮不交，输向明军。正当郑成功全师登陆，总攻南京时，恰逢远征贵州、得胜北返的一支清军赶到，直奔长江纵火烧船，断绝明军归路。郑成功功败垂成，退出长江；张煌言绕道浙江，退回舟山，时已七月。事隔半年，即发生苏州哭庙。因此并入镇江、金坛两案，共121人，以谋反大逆，残酷镇压，一并杀害在南京中华门外的三山街闹市区。时为已时（上午10点左右），“炮声一震，一百二十一人皆毕命。披甲乱驰，群官皆散。法场之上，惟血腥触鼻，身首异处而已。”
8、曹雪芹与苏州
曹雪芹出生于苏州舅舅李煦家中，后随父去南京。少年时仍常随家人到苏州，住在舅舅家的葑溪别墅，也住过舅舅购得的拙政园，并游览苏州的著名风景区。（见《上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一期徐恭时《芹红新语·记曹雪芹姑苏生活的传说》）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为南京织造，字子清、栋亭，曾官通政使。其舅父李煦为苏州织造，址在今沧浪区带城桥下塘（现为苏州市十中的一部分）。
曹雪芹为编写《石头记》（《红楼梦》），曾于乾隆二十四、二十五两年南游，遍历江南名山大川，凭吊胜迹。苏州西南郊的邓尉山、玄墓山均为必到之处，因此在《红楼梦》第４１回“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中写到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到在玄墓山蟠香寺（真实名称为“天寿圣恩禅寺）出家的妙玉处品茗，对玄墓山的梅花及习俗写得如此细腻。（见周汝昌《曹雪芹小传》）
9、陈鹏年移廉石
三国时期，吴郡陆绩，六岁上就懂得在亲友处将桔子藏于怀中，返家孝母而赢得了“怀桔陆郎”的美名（见《廿四孝》）。后为吴大帝孙权起为郁林（辖今广西梧州、玉林一带）太守。他为政清廉，任满由海道返回故里，两袖清风。无奈船轻难敌海浪颠簸，不得已从岸上搬来一块大石，镇舟而行。回乡后，此石一无用处，便被放置于临顿路宅前。因为陆绩一生清廉，故乡人经过陆宅，终不免对大石驻足看望，陆绩之名随石一起传扬开来。南宋龚明之作《中吴纪闻》，取名曰“郁林石。”明代当地王绮曾在《寓圃杂记》中记载了正统年间实地察看的情形：“郁林石，相传在临顿里，以陆绩居此，故拟其在焉。今始得其处，乃在娄门内北岸军营之口，去城三十六步，其状如卵，高出土者二尺，长六尺有奇，陷土中者莫可知。”可见明中叶时，已被移至娄门附近，几没于土中。弘治年间，巡按御使樊祉觉得此石颇有教育作用，任其埋没实在可惜，于是便命人把它从土中起出，移至城中心的都察院门外（今察院场），作亭庇之。郑重其事命曰“廉石。”还请苏州状元吴宽写了篇《廉石记》，一并镌于石上。
清代知府陈鹏年（时称陈青天）干脆把廉石移至府学的况公（况钟）祠对面，以让读书人时时入目，砥砺修养。
10、尹继善和名士
尹泰，满洲镶黄旗人，康熙年间由笔帖式补主事，雍正时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一直做到乾隆年间。他的儿子尹继善，字元长，号望山。雍正进士。尹继善在任两江总督时，年方三十，时人称他为“小尹”，海宁杨守知（字次也）当时年已七十，还只是一名候补道员。尹继善知道杨是一位老名士，因而对他厚加奖掖。杨很高兴指着自己鬓角说“承蒙大人一番盛情，只可惜我已老了，所谓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尹立即接下去说：“不一定，您难道没听说‘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的诗句吗？”杨守知对尹的反应如此之快大感惊讶，回去后对别人说：“小尹少年进士，谈吐竟然如此清新得体。”
雍正六年（1728）尹继善做江苏巡抚，当时抚署在沧浪亭北的可园。苏州王 （字学南、号卓人）家住皋桥，常被尹继善延请到家中，待为上宾，二人互相唱和，十分相得。王 去世，尹继善特地写了悼诗，寄托缅怀之情。
11、林则徐在苏州
清道光三年（1823），林则徐出任江苏按察使。据当时包世臣估计，仅苏州一城，吸鸦片者不下数万人，每年费白银三四百万两，鸦片成为苏州社会的一大祸害。林则徐在《答奉化令杨丹山明府国翰书》中说：“吴中有不治之症二：在官曰疲，在民曰奢。即如游手好闲之民，本业不恒，日用无节，包揽伎船，开设烟馆，要结胥役，把持地方。渐渍即非一朝，剪除势难净尽，惟有将积蠹有名之棍，密访严拿，期于闾阎稍靖”（《云左山房文钞》卷四）。这是有关林则徐最早进行禁烟活动的文字记载。
林则徐曾在江苏巡抚衙门（今书院巷苏州卫生学校）的大厅内悬挂“制怒”匾额，还自题一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苏州府同知续立人权势颇盛。一次，续出门，见轿子上有人贴了一联：“尊姓本来貂不足，大名倒转豕而啼。”上句用谚语“貂不足，狗尾续”，下句引用《左传》“豕人立而啼”，隐寓其姓名加以讥讽。续见后大怒，拿着对联去见林则徐，请求查究撰联的人。林笑道：“自从苏州府设同知官以来，任此职者不知有几百数十人，而今知名者能有几人？君得此雅谑，足以久垂不朽，又何必恼怒呢！”续听后惭愧而去。后来续的事迹不见于记载，唯独此联在流传。
潘世恩当时任户部尚书，也是苏州城内的望族巨富。时苏州水灾，林则徐亲自上门请他开仓放粮，潘推脱说：“家中粮食已尽，无米可捐”。林听后说：“空仓也好，借我储粮”。说完，便下令将潘家的粮仓全数封存。第二天开仓救灾。
12、太平天国女状元傅善祥
太平天国于咸丰三年（1853）二月初十日，攻下南京并定都之后，曾开男女科考试。女科试题为《北争》檄，江宁府上元县女子傅善祥，在试卷上写着：“问汉官仪何在？燕云十六州之父老，已鸣咽百年；执左单于来庭，辽卫八百载之建胡，当放归九甸；今也天心悔祸，汉道方隆，直扫北庭，痛饮黄龙之酒；雪仇南渡，并摧北伐之巢。”洪秀全阅卷之后大为赏识，随即硃点为第一名。当金殿唱名之时，被东王杨秀清看中，遂向天王请求将女状元委任作东王府女簿书，代为批阅笺牒。一时宠冠东王府。大约因宠而骄，傅善祥每见公文中不入眼处就信口漫骂，甚至说：“老长毛”、“狗屁不通”。东王听到后大怒，借机把她枷禁女馆。不久傅善祥生病，写信给东王，东王见信后，顾念旧情，把她释放，让她闲散养疴，各女馆任意游行无阻，善祥逐渐痊愈。当时善祥感到天国诸公，不脱草莽习气，所行不适合国情，虽得逞一时，终难成大业；况东王骄恣跋扈，不如早早离开。于是席卷所有，趁机逸去。当时苏常一带，尚属清兵控制，非太平天国威力所及，善祥遂直奔苏州。
到苏州后，赁居城内官太尉桥下塘，足不出户，仅雇一小阿妹为其采购与料理杂务，因此无人知其底细。即使忠王李秀成在占领苏州的三年之中，亦没有被发现。直到太平军失败。社会安定下来，善祥想要嫁人，但她一双天足，难以被一般文人接受。后来有人代她介绍了一位小开，入赘家中。生一女儿，取名文颖。傅善祥重操祖业，在濂溪坊开设一宁绸庄（经营批发业务）。由其赘夫往来宁苏两地经理业务。运来宁绸都是白胚，交附近唐家巷染坊染色。宁绸庄经善祥细心策划经营十数年后竟能远销暹罗、日本，尤以高丽销量最多。后来她的赘夫因病去世；这时善祥家业富有，恐怕树大招风，就此把绸庄歇业，以诗书自娱，并教育女儿。文颖十八岁时，嫁给唯亭许家。数年后甲午战败，割地赔款，国事日非，善祥忧郁成疾，终老于苏州寓所。
13、韩伯棠苏城殉难
韩伯棠，名家铭，安徽望江县城关人。生于1892年1月15日。原在安徽陆军学堂肄业，宣统元年（1909）考入北京京师法律大学堂，又转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毕业。时革命运动兴起，伯棠即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事泄，与王淮琛、万云青等3人被捕入狱。南北议和后，经营救出狱。袁世凯任大总统后，企图恢复专制政体，民国2年3月派人暗杀宋教仁于上海；于是孙中山力主武装讨袁，7月黄兴等在南京发动二次革命，不二月而失败。韩伯棠等受韩恢（二次革命时继黄兴为讨袁军总司令）的派遣，于3年3月，由沪至苏，在苏州三多巷45号设立秘密机关，经常往来奔走于苏、常一带，运动军警，准备起义。韩、钟等约定10月23日晚起事，不料就在当晚8时，苏州警察厅派出警察保安队百余人，在大雨中包围三多巷45号，逮捕了韩伯棠、钟鸣世、李英、方径厚、唐荣、张超等6人，并搜获讨袁军旗帜、关防、炸弹、手枪及委任状、志愿书等物件。25日晚，上海革命党人余质甫由沪来苏到三多巷秘密机关联络也被逮捕。
韩伯棠等被捕后押于苏州警察厅，12月1日下午4时，韩、钟、唐、李、余等5人被枪杀于苏州王废基校场。临刑前，韩伯棠犹啮指裂血，撕衣赋绝命诗一首：“借债重重已破家，是谁断送好中华？千秋自有董狐笔，撒手西归不理他。”书罢，从容就义，年仅22岁。
14、钱穆初识胡适之
民国16年秋，钱穆时年33岁，转来苏州省立中学（即今苏州中学）任教。他的侄子钱伟长也随同至该校就读。钱穆在《师友杂记》中记载：“苏州中学乃前清紫阳书院之旧址，学校中藏书甚富。校园亦有山林之趣。出校门即三元坊，向南右折为孔子庙，体制甚伟。其前为南园旧址。余终日流连徜徉其田野间，较之在梅村泰伯庙外散步，尤胜百倍。城中有小书摊及其它旧书肆，余时至购书。彼辈每言昔有王国维，今又见君。盖王国维亦曾在紫阳书院教书也。（光绪三十年王国维应罗振玉之邀至苏执教，时紫阳书院已改为江苏优级师范学堂，钱氏称王国维曾在紫阳书馆教书当为误记）。一日，苏州女子师范请胡适之来演讲。翌晨，转来苏中演讲。余早在前排坐定。典存（即汪懋祖，当时任苏州中学校长）偕适之进会场，见余即招至台上3人同坐。适之袖出天一（陈天一，时任教苏州东吴大学）一柬示余，柬云：君来苏州不可忘两事：一当购长洲江堤弢叔《伏敔堂集》一书。盖适之提倡白话诗，江堤乃咸同间人，遭洪杨之乱，工诗，造语遣辞颇近昌黎，多写实，可作为白话诗取镜。此集惟苏州有售。其二，则莫忘一见苏州中学钱某。适之与余本不相识，盖以询典存，故典存招余上台同坐也。余时撰《先秦诸子系年》，有两书皆讨论《史记·六国年表》者，遍觅遍询不得。骤遇适之，不觉即出口询之。适之无以对。演讲毕，典存留宴，余亦陪席。适之午后即返沪，典存云，距下午火车时刻尚远，遂驱车同游拙政园。此乃苏州三大名园之一。同席皆陪往，散坐园中一石头船头四围之石上，露天环水，闲谈历一小时有顷，乃同送之火车站。余与适之初次识面，正式与余语者仅此。”经查胡适之至该校讲演时间为民国十七年（1928）5月25日。讲题为《我们的生路》，江懋祖乃当时力反白话文者之一，独请主张白话文的胡适之到苏中演讲，亦可见当时学风之一斑。
15、姚冶诚与南园
蒋介石的二夫人姚冶诚（1882-1974），小名阿巧，吴县北桥乡冶长泾百家村人。姚家族谱上郡望是吴兴郡南薰堂。祖籍安徽，逃难迁移江东。阿巧是姚阿宝的独生女，不幸父母早亡，依靠叔叔姚小宝为生。宝叔无子女，就将阿巧认作女儿，将漕湖畔上方港村的沈天祥次子沈天生入赘姚家，改姓叫姚天生。婚后夫妇感情尚好，双双去沪谋生。姚天生在西藏路八仙桥一带跟随叔叔奇祥、云祥从事“殡葬”、“脚力”等体力劳动。姚阿巧去做娘姨。后来，姚天生吸食鸦片，化尽血汗钱，稍不如意就对阿巧拳打脚踢，夫妻感情日益恶化。阿巧后到五马路“群玉芳”里当细做娘姨（负责管理“先生”的衣物首饰，为“先生”梳头，招待客人等轻巧活）。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蒋介石，感情甚笃，结成鸾凤。被姚小宝获悉，出来反对，后经多方调解、劝说，姚小宝才承诺了这门亲事，又把堂兄的儿子姚春芳立作嗣子。
辛亥革命以后，蒋积极参加反袁护法斗争，往返日本、沪杭、山东等地，姚氏不仅倾心随从，而且把平时省下的积蓄拿出来资助蒋介石；因此，蒋对她怀有感情，终生对她十分敬爱。蒋还曾经特地请了奉化县作新女校毕业的陈志坚（蒋原配毛福梅同学）教她学习文化。
北伐胜利后，蒋介石为了政治上的需要，结识门第显赫的宋美龄，民国16年10月偕张群东渡日本，向宋美龄的母亲当面求婚，并应允皈依基督教，并按照一夫一妻制的信条，与原配毛氏离婚，与姚氏和陈洁如脱离夫妻关系。姚氏与蒋纬国则托付给住在苏州的吴忠信（蒋留日时的同学，曾任贵州省主席），仍由蒋负担生活费用。吴忠信在苏州凤凰街的孔付司巷东小桥处有一大宅（解放后为苏州专署公安处所在地），姚氏暂时居住吴宅内。后来姚氏在南园蔡贞坊买了一块地皮（该地原名十字圩，系菜农旱地，每亩地价一百元银洋），建造新居。工程由宁波帮匠人负责，造价银洋二万元。负责该工程的是颜芝卿（清末江苏督抚程德全的幕僚）。1929年，在新居“竖屋”的那天，在苏州的姚氏亲属纷纷送馒头、糕团去“抛梁”。
蔡贞坊是十全街南端的一条小弄，因弄口有座牌坊而得名。蒋公馆坐落在蔡贞坊7号，有前后两个大门。前门正对木杏桥，后大门在公馆的两侧，斜对面有一爿小型的益华布厂，附近居民稀少。姚氏一家，一般都从后门进出。蒋公馆主建筑为三层楼三开间的青砖洋房，建筑面积1442平方米。姚氏和蒋纬国及亲属居住在二楼。主楼的四周，环有三个大小不等的荷花池，点缀着假山、亭子，园中遍植桃、李、杏、梅、枇杷等果树和各种花卉。姚氏非常喜欢在自己的园中摄影。
蒋纬国和表兄姚金和同读于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姚氏居住苏州南园时，长年吃斋念佛，家中佛堂供奉着一尊观世音菩萨，又经张纪云（张家瑞儿子、黄埔军校一期生，后皈依佛门）的介绍拜灵岩山寺高僧印光为师，潜心修行。蒋介石经常有书信往来，有时也见面，但不同居。姚氏在大陆解放前夕，随蒋去了台湾，仍与蒋纬国一起住在台中市桃园， 1974年病逝。
蒋公馆现是南园宾馆的一部分。他们所住的楼房丽夕阁，原是蔡贞坊7号，故现名七号楼，建筑基本保持原来风貌。
16、蒋纬国在苏州
蒋纬国为蒋介石次子，20年代末随养母姚冶诚住在苏州蔡贞坊别墅中，先后在苏州天赐庄东吴大学附中和东吴大学读了八年书。姚氏的内侄姚明章（金和）比蒋大一岁，当时也在东吴附中读书，并住在蒋家，与蒋纬国作伴。他俩每天上学都是用家中的包车（黄包车）送去的。年龄稍长，同坐一车感到拥挤，才改骑自行车。在家时，表兄弟二人拉包车玩，先拉空车，后载人，兴致高时索性拉着车子上街，一时蒋公子拉黄包车的趣闻就在苏州传扬开来。
民国23年，振华女中校长王季玉计划改建振华女中校舍，因经费困难，发动学生募捐。蒋纬国的表妹竺培英（其母蒋瑞莲是蒋介石胞妹）当时在振华女中读书，便把此事告知纬国，纬国听说后毫不迟疑立即捐助大洋12元（当时可买大米近400斤）。
蒋纬国在苏州时的生活起居，都由姚氏悉心照料。他对养母非常尊重和孝敬。1949年撤离大陆时，姚氏就是随蒋纬国统帅的装甲兵部队去台湾的。蒋纬国曾在台湾公开提出，把蒋介石、蒋经国灵柩运回大陆安葬。其实他还有一个心愿，就是将养母姚氏安葬在苏州。1996年他的亲人曾专为此事到苏州来过。后因蒋纬国去世没有实现。
17、早期中共党史人物录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沧浪区建立，不少当年的共产党员为革命作出贡献。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各有不同的结局。为便于研究这段历史，根据周学熙（早期中共苏州市委书记）的回忆录，记录他们的史实，以尽方志之责于此。
傅缉光 苏州人。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吴江横扇小学任教。民国13年（1924）4、5月间，肖楚女受共青团中央委托，到吴江等检查团的工作，在横扇发现傅热心追求马克思主义，即面谈考察，介绍他加入共青团。民国15年傅进苏州，住平江路石灰弄（今属平江区），与时任共青团苏州特支书记周学熙接上关系，参加秘密工作。16年“四·一二”政变后，周学熙任中共吴县县委书记，他任组织委员，东区负责人。仓米巷的团市委遭破坏后，团市委书记陈廉贞等十余人被捕，周学熙逃亡，傅失去组织联系。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东进，在浙江四明山建立根据地，傅即前往，参加新四军。后又失去联系。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均受审查，后病死苏州。
沈炳魁（味之） 苏州人。“五四”运动时在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址三元坊）读书，被推荐为学生会代表，带领同学参加学生运动。不久，苏州学生联合会成立，他被推举为会长，民国8年5月10日之《国民日报》对此曾作报道。会长半年一任，自国耻日（ 月 日）至国庆日（10月10日）为一任，自国庆日至次年国耻日为又一任。是年暑假期间，沈与学生联合会的人员共同前往苏州总商会，请求统一行动，获得支持，使苏州成为全国13个全面实现“罢课、罢工、罢市”的先进城市之一。同年12月15日，苏州成立各界联合会，在北局（今属平江区）召开成立大会，他在会上演讲，慷慨陈词，效果甚佳，一师同学在他的带领下，纷纷投入爱国运动，有不少人成为后来“五卅”运动的骨干。后沈参加孙中山改组后的国民党（时为秘密组织），经常与中共地下党员在一起密议。国民党苏州市党部成立，他任委员。北伐军进苏州后，他任吴县临时行政委员会教育委员，为该会七名委员之一。“四·一二”政变后，他流亡在外，抗日战争期间，他避居四川，胜利后返苏。解放后任吴县黄埭中学校长，后调苏州市内任教。1982年前病故。
王芝久（志端） 苏州人。中共早期党员，曾就读于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应乐益女中校长张冀牖之聘，于民国15年春任教务主任兼授语文。下半年，侯绍裘、张闻天等自沪抵苏，与原在乐益女中的叶天底、王芝久组建中共苏州独立支部，后又与侯绍裘参加秘密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工作。14年9月7日，乐益女中举纪念国耻日演讲会，他作〈九·七国耻之经过〉演讲。16年3月，北伐军抵苏，他代表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为特派员，以监察身份出席吴县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大会，为7名委员之一。“四·一二”政变后，他一度去昆山，奉中共党组织之命，从事地下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到苏州解放前夕，一度担任苏州的教育局长。解放后，去北京，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编辑，主编解放初期中学的中国历史与世界史的教料书。“文化大革命”时，去湖北干校“学习”。1976年在北京曾与周学熙晤面，并赋诗相赠。1977年3月，二人又去北京专访叶圣陶，后南下返苏。1978年去兰州，住其长女家，后因病逝世。
华有文 苏州人。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早期受“五四”新潮影响，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后经人介绍，为苏州第一个结识陈独秀的人，在建党前，就与同学在校内组织“人社”，以“做一个像人的人，做像人做的事”为口号。在建党时，“人社”还派代表去上海，参加陈独秀召开的周围各城市进步团体代表的建党座谈会。建党后，陈独秀将华有文介绍给时在苏州东吴大学读书的党员徐雉，徐委托他在潘儒巷眼目司堂（址在今园林路北端园林,桥南堍，今属平江区）举办党领导的第一所平民夜校，徐发给3元大洋的经费，直到华毕业为止。他在《回忆录》中也记述了“五四”时期的罢课斗争情况。华有文身材魁梧，声音宏亮，谈话滔滔不绝，如《新青年丛书》中的《社会主义史》、《劳农俄国的心》等，都从他那里传到同学之中。民国12年，经汪伯乐介绍，在纯一小学任教。14年“五卅”运动中他尤为积极，并结识候绍裘，交往甚为密切，后经人介绍参加改组后的国民党，积极发展组织，宣传三民主义。1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6年北伐军抵苏，他投入工人运动，在绸缎业工人的霞章公所协肋工作，代表工人向资方提出合理要求，在铁机工人大罢工中，他担任秘书工作，后遭敌人反扑，他连夜出走周庄，乘小航船避难上海。“四·一二”政变后，他在苏州坚持地下斗争。17年，中共苏州县（市）委书记奉命组织苏州暴动，指定他率领铁机工人暴动，负责捣毁国民党吴县县党部，因无法完成，被开除出党。自此默默无闻。他主张正义，抨击时弊，为国民党政府忌恨，屡遭拘禁，先后有7次之多。解放后，曾在《新苏州报》社工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均受到审查、批判。1961年后在玄妙观东脚门一文化用品社工作，后病故苏州。
周学熙 （1907-2001）乳名和生，又名安国、演行，祖籍绍兴，避太平天国兵 ，迁来苏州落户。祖父生四子，周钧最幼，住甫桥西街，曾在上海开设明华珠宝店，被管帐、跑街父子二人内外勾结破产倒闭，回苏州老家贫困度日。38岁逝世，生独子周学熙，先在大儒巷第三高等小学读后考入三元坊江苏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与秦邦宪同学。在“五四”运动中受新思潮影响，投入学生运动，先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地下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并介绍秦邦宪入团。1926年初任共青团苏州特别支部书记，1927年春任中共苏州独立支部书记，迎接北伐军进城，任苏州市总工会（在今民治路万寿宫）秘书长，国民党苏州市党部青年部长，大力发展苏州各行各业工会，参预领导苏州著名的铁机工人五十三天大罢工，选拔五名中共党员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参加党在上海召开的会议，亲睹政变惨象。秘密潜返苏州后，布置苏州党、团组织应变措施，及时撤往上海，并由党员顾容川等打入反动的“清党委员会”任文书，获取机密，及时通知党、团员转移，使在政变中未受重大损失。下半年，改称中共苏州市委，继任书记，贯彻“八七”紧急会议精神，领导苏州城市暴动，组织工人纠察队，成立“党团行动委员会”统一指挥全市行动，任总指挥，设指挥部于中由吉巷（今白塔东路）大乘庵内，因事机不密，被敌人发觉破坏未成。1928年2月设在仓米巷二号的领导机关共青团苏州市委被国民党李仙洲教导团破获，逮捕团委书记陈铿（廉贞）以下骨干达13名之多，周学熙闻讯撤离苏州，受到通缉。周到上海江苏省委汇报，等待指示，原拟派往常熟担任县委书记，因时局势动荡，白色恐怖严重，上海组织连续遭到破坏，要他暂时自觅生活出路，相机隐蔽，今后，遂通过亲友介绍，先后去丹阳、无锡、常州、吴江等地当小学教员，并参予当地党的组织活动，介绍苏州在政变中的应急措施，促使提高警惕。
时有孙慕迦原苏州东吴大学学生，大革命期中，追求进步，经周学熙介绍参加地下国民党，私交极好。北伐军胜利进军江南，孙找到湖南同乡，黄埔一期的 ，并与孙的姐姐颖 恋爱成婚。1930年， 成为蒋介石亲信担任南京中央军校政治训练处处长（教育长为张治中），孙慕迦也进军校任职，函邀周学熙进军校政训处下属的校报《党军日报》社任上尉编辑，注校副刊主编，改名周安国，与中共脱离组织关系。1937年抗战爆发，随军校撤往四川成都，升任《黄埔》月刊上校主编（不久改名《民族战士》）、校史编纂委员。
1945年，抗战胜利，托病辞职，东返故乡，一度任新疆《天山画报》社社长，在南京出版。后缩编撤销，在河南大学、江苏教育学院、黄埭黄畦小学担任教职。1949年4月苏州解放，他正在上海闵行江苏教育学院执教，乘火车到昆山陆家浜，步行穿过前线，到甪直乘小轮船返回苏州，迎接解放。后进苏南师范、苏南公学学习，先后分配到安亭师范、常熟县中任教师。1957年被划为右派，送苏北农场劳教二个月后升格，以反革命罪逮捕，判刑五年。1963年刑满，因家在城市，不予释放，留场。于1976年初释放共达18年之久。释放后，因子女、老伴均已迁北京，遂住北京长安街北面的东四九条，分配在北京实验化工厂打扫厕所。1980年2月落实政策，右派为“错划”，撤销反革命刑事判决，恢复公职，时已74岁，当即办理退休手续，2000年，女儿周 已回苏州，住盘门外盘门新村，遂接周返回苏州故乡，2001年3月在苏州逝世，晚年95岁。
范公任 苏州人。就读于苏州东吴大学，后去上海大夏大学读法律，毕业后返苏，挂牌作律师。“五卅”运动中，积极参加活动。民国16年3月，国民党苏州市党部公开成立后，他被推选为宣传委员兼《国民日报》社长，经常亲自写社论及各种文章。苏州解放后，任苏州救济院院长。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斗，旋以贪污罪判刑五年，送苏北农场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中再次被斗，投河身亡。
朱福卿（思浩） 苏州冠陆丝织厂工人，早期中共党员。他业务技术高明，为该厂全能工人。入党后与其他工人党员成为当时工人运动的骨干力量。“四·一二”政变后，他为地下党的交通员，来往于各厂之间，他机智灵活，任务完成出色。同年7月，朱被选拔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8年1月19日回国，改名朱思浩，先在上海中共江苏省委工作，5月返苏，接任中共吴县县委书记。后因他在苏联学习期间，曾发表过支持托洛斯基的言论，经人揭发后，被撤销书记职务，自此备受冷落，一度还被国民党逮捕。抗日战争期间，在苏州大公园搞管理工作。为配合解放，他还在观前一带散发传单。解放后，一度担任劳改队队长。镇压反革命运运中，又因“托派”问题而被捕，长期劳动改造。释放后回振亚丝织厂，但因无判决书，亦无刑满释放证明，致长期不能加入工人组织，也无工资，只每月发给30元生活费。1984年病逝/
王志方 吴县永昌（今渭塘）人。民国17年高飞到苏任中共吴县县委书记时，曾住他家，并发展他为中共党员，王又发展多人入党。后书记职务两次易人，移交工作均在他家中进行。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东进，他参加部队，在甘露、荡口、南北桥一带打游击，任漕湖区区长。有一次进城活动时，被日军宪兵队逮捕，严刑拷打，坚贞不屈。苏州解放后，被聘为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文化大革命”中遭批斗，被诬为“反动区长”，严刑拷打，受尽折磨，含冤逝世。
18、抗日地下工作者许宪民
许宪民是革命烈士许金元的胞妹，毕业于乐益女中。抗日战争前，她曾任吴县妇女会会长，做过国民党党务工作，在苏州社会上十分活跃，人们常称她为“小妹妹”。抗日战争期间，她化名徐菁，秘密来往于苏、浙、皖、沪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曾两次被敌伪特务逮，在狱中受尽折磨，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吴县参议员、吴县县银行董事长、苏福汽车公司总经理等职。经中共地下组织同意，竞选为国大代表，去南京参加国民代表大会。在会上，她与其他知名进步人士一起，进行反对蒋介石的斗争。苏州解放后，她积极响应，动员将苏福汽车公司、人民商场及报社的3座电台交给政府，保证了电讯畅通和《苏州电讯》的出版，并被推选为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章氏国学讲习会
章炳麟（太炎）办国学讲习会，前后有四次。第一次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在东渡日本任《民报》主编之时。三十四年，《民报》一度被日本政府查封，太炎寓居报社，于门口署“章氏国学讲习会”，以文会友，主讲“说文”、“尔雅”诸书，听讲者达数百人，著名的如钱玄同、马幼渔、沈兼士、周豫才、周启明、朱希祖、朱宗莱、龚宝铨、钱家治、任鸿隽、汪东、余云岫等。第二次是为反对袁世凯阴谋称帝，章太炎只身到北京，被袁世凯禁锢。民国二年（1913）8月至五年6月，先后在禁处共和党本部、龙泉寺和钱粮胡同开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听讲者100余人，大都为北京各大学教员。其中著名的有吴承仕、金毓黻等。第三次即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
民国21年夏，李根源（印泉）、金天翮（天羽、松岑）请章炳麟（太炎）来苏州讲学，座设吴县县立图书馆（馆址大公园内，抗日战争初被日机炸毁），吴中俊秀翕然向从。于是成立国学讲习会，推张一麐（仲仁）为会长，李根源、陈衍（石遗）任副会长。李、陈门生遍天下，一号召而入会的会员近千人，遍及18个省。时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国家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对于国学会的创办及讲学之举，章太炎在《国学会会刊宣言》中说：“深念扶微业，辅绝学之道，诚莫如学会，”“昔范公始以明节励俗，顾先生亦举‘行己有耻’为士行准。举国所宜发，微独苏州。”可知“励节明耻”乃国学会及其讲学的宗旨，目的在于激扬民族精神，救亡图存。会员缴会费大洋2元，为印行会刊和论著耗费颇大，因而入不敷出，金松岑与章太炎因会费纠葛，两人产生裂痕，加之谗毁交构，虽经李印泉、陈石遗弥缝斡旋，无济于事，终于导致章太炎退出国学会。
民国23年某天，章太炎与夫人汤国梨路经锦帆路看到正在新建一幢西式小洋房，很感兴趣，入内一问，始知为一官员所建，但接赴陕西任职的通知，有低价出售此房之意，章太炎遂购下，后面且有空旷大园，全家遂由沪迁苏定居。这年的冬季，便有第四次举办章氏国学讲习会之举，李印泉（根源）、陈石遗、金松岑仍参加主办。接着发布《章氏国学讲习会简章》。
民国24年3月，蒋介石为笼络并控制章太炎，派丁惟汾来苏探视，由黄侃陪同，携来1万元作医疗费，后用作办学经费。学会加紧筹备，国内外贺电贺函纷至沓来，马相伯老人还撰文祝贺。询问上课日期、预订讲义者遍及全国。因锦帆路50号太炎寓所后园内建筑的学会讲堂、宿舍，一时不能完工，于是从4月起先举行章氏星期演讲会，由王謇、吴契宁记录整理，出版星期讲演记录；后又有他人作记，文字则有异同。同时组织读书会，集弟子于一室，逐章逐句，通读一书。民国24年9月，校舍落成，正式开学，各地来学寄宿学会内的有100余人，太炎主讲通论之部，听讲者有来自沪、宁、杭等地者，最多时近500人。内有大学教授、讲师、中学教师、中文系学生等，另有沈瓞民、金毓黻等辅讲《易经》、《中国史学史》等，由于所讲者程度较高，所讲内容高深，凡高中毕业或相当程度者不易入门。因增设预备班，招收高中程度学员50名，均寄宿班内，学习一年，进行基础训练。地址在侍其巷18号章氏双树草堂内，由章夫人汤国梨任班主任，徐复任总务主任，讲师有孙世扬、诸祖耿、汤炳正、金德建等。
民国25年，章太炎逝世后，章氏国学讲习会推马相伯为董事长，汤国梨为理事长，讲学不辍。金松岑到上海光华大学执教，曾设国学会分会，在光华师生中发展会员，举行过二次集会，严崇威、吕思勉、包天笑及金氏弟子范烟桥、王欣夫、王謇、金云宪等都参加集会。抗日战争开始，部分预备班学员介绍至峨嵋山马一浮所办复性书院深造。日本侵略者侵占苏州，学会移至上海河南路五洲大楼。学会下设太炎文学院和附属中学。《制言》改为月刊，继续编印，仍由3人负责。3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学会停办，《制言》共出63期，亦随之停刊。
20、张一麐与李根源
张一麐与李根源两人，民国初在北京早就相识了。后来张一麐归寓苏州，李根源息影吴门，两人交往更密，相知日深，志同道合。
李根源在苏州城内十全街有一处住宅名“曲石精庐”（李曾在此著《娱亲雅言》一卷）建筑尚在，在今苏州饭店内的东侧。民国17年，李在城郊穹窿山下的小王山买山葬母，建成阙茔村舍，营造松海林园。张一麐的祖茔墓庐就在小王山后面农林村旺家坞。张一麐喜欢与李根源结伴，李根源专为他准备了一间卧室，让他住在阙茔村舍，两位老人天不亮就起身一同打太极拳，锻炼完毕，就相对坐在沙发上，张吸水烟筒，李抽长烟杆，边抽烟边谈话，然后才吃早饭。他们朝夕相处，纵谈国家大事，共商农村改革。
“九·一八”事变后，两人同仇敌忾，力主抗日救国，共赴国难。“一·二八”与“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日战役中，两人先后组织抗日救亡工作；分别将抗日阵亡将士营葬于吴县藏书乡善人桥马冈山英雄冢与石码头砚山无名英雄冢（现五龙公墓兵营所在地）。
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逮捕了在上海领导各界抗日救亡的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七君子”，羁押在苏。两老频加探望慰问，竭尽全力营救。1937年7月31日，国民党在舆论压力下，被迫释放了“七君子”，两老分别作了具保人。出狱当晚，还在苏州国货公司（现人民商场）屋顶花园设宴为“七君子”庆贺，慰勉他们坚持斗志。1937年“七·七”事变，两老更为义愤填膺，会同苏州耆英，倡议组织“老子军”。张自告奋勇当司令，李慷慨激昂任参谋。后因南京政府“劝阻”而壮志未酬，但他们抗日救亡活动始终没有停止。后来郭沫若曾专程到苏州访问两老，在上海《大公报》发表题为《轰炸中去来》的通讯报导，赞誉两位爱国老人是“国家之大老”；并风趣地把张一麐比作诸葛亮，把李根源比作关云长，一时传为美谈。
21、张善孖养虎
著名国画家张善孖擅画虎。（曾寓阔家头巷网师园）。绰号“虎痴”，闻名神州。民国20年郝梦麟将军在贵州深山中遇乳虎两只，命卫士捕捉，结果一死一伤。郝将受伤的一只赠送张善孖，辗转运至苏州，驯养在网师园殿春簃庭中。虎笼常开，不加锁押，与猫犬无异。后来虎渐大，有客至常常呜呜作声，客人有受惊而退走者。善孖怕虎伤人，想把虎关入笼内，但又怕虎因此而更加性暴难制。友人王秋湄夫人建议“虎若皈依我佛，当永戢野性”。遂将虎送城内报国寺（灵岩寺下院）印光法师前受戒，印光诵佛号，手摩虎顶，虎甚驯服。不料虎在爬越寺里的高门槛时摔伤，一腿自此患病，猛气尽消，不久即病死。善孖为之造墓于殿春簃西侧，亲题“虎儿之墓”碑。6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碑墓俱毁。时善孖已于1940年逝于重庆，其弟张大千居台湾闻之，特于1982年亲书“先仲兄豢虎儿之墓，”自台湾经香港送至苏州，经刻制上石，置于殿春簃内，以志其事。
又叶誉虎居网师园时，曾与善孖携虎儿留影，题曰：“三虎图”，善孖有“虎痴”之号。华侨巨子胡文虎来苏拜访善孖时，见到郎静山所拍苏州红衣女郎程丹娜抱着“虎儿”的一帧照片，遂索去用作永安堂虎标万金油的标志。张善孖则以此虎为“模特，”写尽虎的千姿百态，画家蓄虎之目的在此。
22、女词人沈祖棻
女词人沈祖棻，原籍浙江海盐，世居苏州饮马桥。自幼受家庭熏陶，酷爱文学。及长入中央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攻读。时值“九·一八”事变发生，山河破碎，国难深重，沈有习作《浣溪沙》云：“芳草年年记胜游，江山依旧豁吟眸，鼓 声里思悠悠。三月莺花谁作赋，一天风絮独登楼，有斜阳处有春愁。”深得院长、系主任汪东的好评，为一少女笔下有如此委婉深刻的感情流露，颇为惊奇，便约她谈话，给以鼓励。后来沈自编《涉江词》，写信给老师汪东说：“《涉江词》此次重编，以《浣溪沙—有斜阳处有春愁》一首开卷，盖棻呈课卷时，以此词为先生所赏，始专力于词，今列卷首，以示渊源所自。”黄裳赞扬她的词清婉深郁，不同流俗，“高出于三百年来的女词人。”汪东更给予高度评价，说：“诸作皆风格高华，声韵沉咽，韦冯遗响，如在人间。一千年无此作矣。”抗日战争时期沈避难于蜀中，时时萦念故乡苏州，有“家近吴门饮马桥，远山如黛水如膏”之句。晚年在武汉大学教书，又有“人生只合住苏州，片石丛花俱有情”的吟诵，反映了她对苏州的深情和眷恋。50年代初沈执教于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中文系，与系中徐铭延、杨白桦、吴调公等教授时相唱和。沈尝言社会环境之于诗人，作用极大，但山水风土之情浸透诗人的心灵，也往往影响到诗人的风格。
23、曹聚仁笔下的苏州
著名新闻记者曹聚仁，解放前曾二度寄寓苏州沧浪亭附近。60年代中复来古城游览，后在所著《万里记行》一书以《吴侬软语说苏州》为题，记述他对苏州的美好印象。现择有关沧浪区部分录之如下：
“1932年春天，我从上海乘轮船到苏州。开头住在工专校舍（暨南大学中学部在那儿寄住），和沧浪亭为邻。后来移住在网师园。……我在苏州住的日子虽不久，吴侬软语的韵味，也算体会得很亲切了。
苏州的园林，以幽美胜，曲折幽深，亭台楼阁，掩映于苍松翠柏、竹林苔障、小阜清流之间，一幅自然图画，林木花卉，衬得整个院落骨肉停匀；这些建筑大师，脑中自有丘壑。无论圆明园、颐和园、北海、什刹海，都是借镜于苏州园林。……我住过的网师园，其中总有十多处院落，各自成一体系，各有各的格局，彼此衬托得很调和。记得后面一排房子挂着一幅柏木的对联：‘庭前古木老于我，树外斜阳红到人’，配得上古朴的考语。……有人说苏州才是古老东方的典型，东方文化，当于苏州园林求之。”曹聚仁一生遍游祖国东西南北，然而翻读他的《万里行记》，最使他倾心的还是苏杭二州。而对于苏州他曾经说过：“要不是我太年轻，真可以在那儿终老了。”苏州的魅力于此可见。
24、蔡廷锴军次苏州诗作三首
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是中国著名抗日爱国将领。民国21年（1932）“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曾率十九路军浴血奋战，扬威海上。苏州为十九路军驻防区，有军驻苏办事处和六十师驻防，蔡多次来苏部署军事。淞沪停战协定签定后，十九路军总部曾来苏休整，受到苏州人民的热烈欢迎，当时曾在五卅路公共体育场举行“欢迎十九路军祝捷大会，”蔡廷锴在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博得全场如雷掌声。会后蔡廷锴与沈光汉、区寿年两师长、翁照垣旅长等至大公园游览，蔡有五言抒怀诗曰：“公园春驻马，伫影红桃下。个侬嗔迎人，攀枝折佳葩。好花枝上艳，离枝则堪怜。铁心扫倭寇，誓保金瓯全。”另有《苏州病中接家书有感》（21年3月23日）：“戎马倥偬至此间，身心劳瘁负艰难；家书两载叮咛寄，不扫倭奴誓不还！”翌日，又作《抗日军次登虎丘》诗云：“劫灰血泊掩长江，半壁江南不忍亡；寇重已无磨剑暇，那堪尝胆救家邦！”诗中抒发了炽热的爱国情怀，充溢民族自强的凛然正气，以及对蒋介石当时以“卧薪尝胆”为借口，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义愤。
25、叶恭绰蘧园遇风月
近代金石书画家叶恭绰（字誉虎，号遐庵）30年代他因参加了王同愈、吴湖帆、陈子清等苏州书画名家组织的“正社书画会，”于1935年冬初来到苏州，借居阔家头巷蘧园内，和书法家肖退庵同住一条巷。当时著名画家张善孖、张大千兄弟住在网师园，因近在咫尺，几乎天天见面。张善孖信天主教，张大千信基督教，肖退庵却有佛学思想，和圆通寺的风月上人是好友。
一天清晨，蘧园的大门外有叩门之声，叶开门一看，只见一位身材修长，面貌清癯的和尚，手里拿了几枝玉兰花，站在面前，笑容满面地说道：“小僧即隔壁圆通寺的风月，因闻叶公喜爱此花，特折枝相赠，望请笑纳。”叶随即邀请至房内小坐。俩人谈到书画艺术十分投机，便铺开宣纸，蘸墨挥毫。风月上人诗品高，书法又好，使叶恭绰刮目相待。
一次叶恭绰出席“正社书画会”会议。叶便向吴湖帆谈到风月上人的不凡，吴湖帆笑道：“不是满腹经论者，情投意合者，岂能使基督教徒、天主教徒与佛门教徒合拍呢？”说得在座的张氏兄弟大笑不已。从此，叶恭绰常去圆通寺，而且也像佛门弟子一样，合掌行礼，与风月上人成了知心的艺友。
26、冯玉祥苏州历险
民国26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苏州成为濒临前线的后方，指挥前线作战的军事机关“京沪警备长官司令部，”“守备司令部”和“戒严司令部”都设在苏州。同时各社会团体也组成“苏州民众抗敌后援会。”（办事处设在大公园苏州图书馆，由张一鹏、严欣淇等主持）。冯玉祥来苏州，和李根源约定在西善长巷大中旅社会面，商洽抗敌军务。
大中旅社主人张中立，原是冯玉祥旧部，曾在吴门经营各种企业，大中旅社是其中之一。冯玉祥于8月16日下午到达张中立于东善长巷寓邸（在大中旅社后院），不料保密不严，被日本特务侦悉。下午五时左右，日机九架追踪而至，猝然向东、西善长巷投弹，企图杀害冯玉祥。幸而冯、李已经事前离开，没有受到伤害，虚惊一场。
就在这一天，有一架敌机轰炸盘门外的飞机场，当时守卫飞机场的保安队兵士，举起步枪瞄准这敌机射击一枪，击中飞行员，飞机也即坠毁在机场。这是抗战后苏州击下的唯一敌机。据新闻报道说：后来这批日本自制 “木更津航空队”和“鹿屋航空队”使用的飞机，已在中国江南战场上全军复没。后来空袭苏州的都是使用美国和意大利制造的银灰色大型机，投弹时能在上空停留不动，于是苏州城防部队配备了高射炮来对付空中的敌机。
27、范烟桥与“拷红歌”
范烟桥幼时爱读《三国》、《水浒》，看到书中两军对阵，布置规划，为之心醉。乃积钱购买竹刀、木枪，以厅堂为战场，桌椅为堡垒，和少年伙伴分扮书中人物。战斗方起，就中箭倒地，爬起时已破额伤腕。家中大人认为他中小说的毒，就搜出藏书，尽付一炬。长大以后，转又涉猎《西厢》等书。他初期创作的小说《离鸾记》，写的是一个被遗弃的弱女子的悲惨遭遇。读者中竟然有人写信来问那女子的地址，自愿加以援助，哪知仅是个虚构的故事。范烟桥喜作新词，供人咏唱。民国29年他为上海国华影业公司写了电影剧本《西厢记》，并为演红娘的影星周璇所唱插曲《拷红》编写了歌词。范用长短句，协平仄韵，把王实甫《西厢》原词中的“……他们不识忧，不识愁，一双心意两相投。夫人得好休，便好休，这其间，何必苦追求”艺术地精练为：“……他们心意两相投，夫人你能罢休便罢休，又何必苦追究！”范烟桥还把人们不易懂得的原词：“常言道，女大不中留，”改为“二不该，女大不嫁把青春埋。”这样王实甫的古雅文字被范烟桥加以口语化，变得通俗易懂，再经过周璇用遏云绕梁的歌喉演唱，更是锦上添花。在周璇灌制唱片过程中，严华特地请范烟桥到他家中听周璇演唱，范烟桥听后建议增加部分西洋乐器伴奏。待电影演出后，此曲不胫而走，风靡一时。时至20世纪80年代，《拷红》被配上电子音乐，街头巷尾不时飞出《拷红》的歌声，真可谓“《拷红》一曲传千古。”
28、周恩来营救李觉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了独吞胜利果实，在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同时，又在蒋管区大肆搜捕中共地下党员。民国35年春，被关押在苏州高等法院的中共人员就达370余人。其中有吴县黄桥区区委书记兼区长李觉，区武工队员杨阿考等。
李觉曾在新四军工作多年，民国34年底江南新四军部队北撤时复员回家，于次年1月13日在苏州被捕。在党的领导下，这些被关押的同志进行了绝食斗争，迫使国民党当局按照《双十协定》政治犯条款分批释放了170余名。但对另外200名则以“杀人”、“破坏”等罪名作为刑事案犯转解各县地方法院。李觉于民国35年 8月13日被吴县地方法院判处死刑，同时判死刑的还有武进县孟河区财粮干部郑重，盐东县敌工人员滕小良。当时，李觉等人对国民党司法当局的无理判决，向江苏省高等法院提出强烈抗议，并由李觉的爱人宿惠芬于同年6月、8月、11月三次带信到南京梅园新村，向中共代表团报告这一情况。周恩来获悉后，十分重视，积极进行营救。曾专为此事先后写过四封信给国民党当局及司法部门。还派人到苏州监狱联络，多次把刊物和笔墨纸张及生活用品等送给李觉等同志，并以中共代表团名义，多次写信及汇款给他们，鼓励他们在狱中坚持斗争。一次，宿惠芬到梅园新村领到法币2000元，作为请律师等活动费用。在周恩来的积极营救下，李觉等人终于幸免罹难，年底改判有期徒刑，在解放军渡江后先后出狱。
29、陈云在苏州
1959～1963年，陈云多次来苏州养病，住南园宾馆。当时，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负责国家财政和经济工作，在江南一带搞过市场调查。
他与夫人于若木生活十分简朴，饮食只求素净，平时不喝茶，以开水解渴，不让有浪费现象。当时他在忙于党和国家的大事外，对苏州的经济形势十分关心。时国家处在“大跃进”以后的极度困难阶段，他问饭店经理：“当前经济困难时期，有什么与市场经济关联的事情”？指出：“除外事活动外，不要在物质供应上过多增加社会压力”。当时饭店为宾客供应的早点有“S饼”、“开口笑”等，陈云指示：“可以加工一些较高级的点心、糕点，以高价供应市场，回收货币，满足一些有条件的市民在物质上的需要”。因此，当时苏州几家名店、名馆向市场供应高价面（焖肉面）、高价糕点、高价菜，既为国家回收货币，又活跃了萧条的市场。1959年夏，陈云同志还视察了苏州胥江钢铁厂，陪同参观的有苏州市委第一书记吴仲村，厂长魏文通及陈云夫人于若木。陈云详细了解了矿石的产地、运输费用、产铁质量等情况。还摄下了现场实况。
陈云是青浦县人，自幼喜爱苏州评弹，后长期在革命根据地，不闻弹唱之音。50年代中期，他在苏、沪、杭一带休息和养病期间，重听评弹，并着手录制著名评弹艺人的演唱，所藏之丰在国内可居前列。苏州是评弹的故乡，1963年陈云在苏州疗养，住在南园饭店，有时便到位于凤凰街北口的凤苑书场听书。据知情者回忆，当时评弹艺人陈瑞麟正在凤苑书场说长篇评弹《倭袍》，陈云为了不惊动群众，戴了口罩，悄悄一人前往，连续听了几次。在长期的接触中，陈云与苏州评弹界的演员、创作人员和从事评弹工作的干部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各个流派的著名艺人几乎和他都有交往。青年演员在他旅居的城市演出，也常常被他邀至住处作客。陈云不仅是一位热诚的评弹听众，而且是熟谙评弹艺术的大行家。平时与评弹艺人的谈话和与从事评弹艺术领导工作的原苏州市文化局局长周良的长期通信中，对评弹工作曾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指导意见和建议。他主张正确对待传统书目，再三指出，“不能以现代人的要求来要求古人”；他积极提倡新书，说“对老书要有七分好才鼓掌，对新书，有三分好就要鼓掌”；他强调评弹艺术要革新，但革新不能违背艺术自身的规律，评弹要像评弹，”为了推进评弹艺术的不断发展，他还提出“出人、出书、走正路”的至理名言，已经成为评弹工作的指导方针。为了培养评弹后继人才，在他的倡议下创办了苏州评弹学校，他并担任名誉校长。
30、周瘦鹃求见毛主席
著名文人和盆景园艺家周瘦鹃生前最乐为人道的是他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单独接见。最先是在1959年4月28日，第三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结束，中央领导人接见与会委员并合影留念时，周立于靠前的第二排，待毛主席经过的刹那间，周瘦鹃伸出手趋前自报姓名说：“我是苏州周瘦鹃！”毛主席停步与之握手，并说：“噢！鸳鸯蝴蝶派，我还记得你，还写不写东西呀？写了给我看好不好？”周连声回答：“好，好！我一定奉上请主席指教！”这次短暂的对话，使周瘦鹃百感交集，回苏后陆续作了20余首诗，题名《学步集》寄往中南海，并萌发了单独求见毛主席的愿望。
1962年4月间，周出席三届三次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多次在江苏代表团表示要见毛主席。一日，李富春等领导到住地看望江苏与会委员，周瘦鹃将事先缮就的求见信交给李富春说：“请李副总理帮我转呈毛主席。”李富春收下信说：“我一定负责转交。”自此，周瘦鹃即企盼接见时刻的到来；然而日复一日，眼看会议行将结束，仍未得到任何消息。正当周瘦鹃即将失望之际，忽然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约他于4月15日下午3时至新华门等候。他获此喜讯兴奋异常，一夜未能成寐。翌日按约定时间到新华门，有接待人员引至会客室，告诉他主席正在接见外宾，稍后即来，接见时间为15分钟，请注意掌握。至时毛主席步入会客室，握手寒暄，并亲自为周瘦鹃点燃纸烟。周瘦鹃先说了一些颂扬的话，毛主席即问他写作的情况。周说：“解放后搁笔不写了。”毛主席说：“可以写嘛！风花雪月的文章也可以写嘛！我看过你过去在上海写的东西，我愿意再看到你写的文章。”谈话间，周瘦鹃频频看表担心超过时间。毛主席说：“不妨，再谈下去！”于是他们又谈了约一刻钟，临行时毛主席对周瘦鹃说：“我等着看你的文章哟！”周瘦鹃感动地答道：“谢谢主席的鼓励，我一定写；写了一定送呈主席指教。”为纪念这次会见，周瘦鹃把毛主席赠他的中华牌香烟留了半段，缚上红线，放在玻璃盒中珍藏，成为爱莲堂内最引人注目的陈列品。
31、周恩来总理在苏州的一天
1963年1月31日，周恩来总理从北京去上海，在苏州中途下车，探望在南园宾馆养病的陈云同志。苏州地委书记储江、市委书记王人三、工作人员周鸿猷来到火车站迎侯。
在进城的汽车上，邓颖超夫人说：“周总理一直想来苏州，因为工作忙，没有来成，这是第一次。”
周总理看望陈云时转达了毛主席对他的问候，详细询问了陈云同志的身体情况。宾馆服务员要为总理沏上一杯“碧螺春”茶，总理要他只倒一杯白开水就可以了。说：现在国家有困难，老百姓有困难，有的地方还不上饭，所以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全党全国团结起来，努力增加生产，节衣缩食，共同来克服眼前的困难。现在中央政治局的主要领导连茶也戒了。
随后总理夫妇参观了宾馆各处设施和原蒋介石二夫人姚冶诚在苏州的住宅主楼。地、市委领导建议：总理难得到苏州，苏州有几处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刚整修不久，是否请总理视察一下。总理笑着说：“客随主便，去看看吧。”于是驰车虎丘，周鸿猷坐在总理车的前座介绍：虎丘是吴中第一名胜，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说过，“到苏州而不游虎丘，乃憾事也。”总理说：“好啊，我也就不虚此行了。”当汇报虎丘塔整修情况时，总理对塔的情况和出土文物的情况竟一清二楚。
中午时分，市委书记王人三邀总理回宾馆就餐时说，宾馆的厨师都知道总理日理万机，又逢困难时期，常常吃不上一顿好饭，太辛苦了，希望能为总理做一顿可口的饭菜表表心意。总理听后摆摆手说：这顿饭今天不吃；苏州人民的心意我领了。今后国家经济情况好转，我再来苏州吃饭。说着把手一挥，招呼地、市委领导和周鸿猷：“来，我请大家到列车上吃顿便饭”。
列车上的饭菜非常简单：米饭、馒头、黄桥烧饼，还有几碟咸菜、豆腐、肉丝、干丝之类，虽说是一顿便饭，但大家吃得乐滋滋的。总理边吃饭边和大家拉家常，不时地了解苏州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情况，和大家讲国际、国内形势，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要求大家同群众同甘苦，一起来克服当前的困难。
午饭以后，周总理视察拙政园，从博物馆边门进园，绕过迎门的假山，便是中部主厅“远香堂”，正巧遇到了苏州工商联主任委员，苏州工商界的知名人士陶叔南（后任苏州市副市长）。总理同陶叔南亲切握手，赞扬民族工商业者为国家民族作出的贡献，希望工商界的同志再接再励，为国家人民再作新贡献。
总理一行随后进“玉兰堂”稍作休息，服务员端来苏式糖果，随行的国务院秘书长童小鹏抓起几颗糖果对总理说：“这就是万隆会议上受到各国朋友赞赏的苏式糖果。”总理尝了一个笑着说：“的确很好吃！”
从拙政园出来，总理来苏州的消息已不胫而走，门外万头攒动，等待着亲眼看一看敬爱的周总理，情景十分感人。行车途中，看到路上还是高低不平的弹石路面，因而问道：“为什么不铺柏油啊？应当铺柏油。”总理一句话，就此启动了苏州的路面改造。
离开苏州前，总理提出要去看望周瘦鹃。1956年和1962年，周瘦鹃在北京两次见到了周总理，曾邀请周总理光临苏州一定到他家坐坐。下午四时左右，得到总理来访的消息后，周瘦鹃激动万分，忙着张罗准备，5时左右，总理来到王长河头周家，对周瘦鹃说：“我很高兴，八年前许下的心愿今天实现了。”周瘦鹃扑簌簌落下泪来，激动地说：“啊！总理您还记得……”。在主人引导下，总理夫妇观赏了桌上的盆景和瓶供，观赏了壁上的梅花画屏和书法字屏。坐定以后，总理夫妇询问周瘦鹃先生的家庭情况和他的健康与写作近况。周瘦鹃的小女儿全全向总理献上了鲜花，总理接过花，把全全抱在膝上。周瘦鹃说：“总理没有子女，我家全全就送给总理做女儿吧。”总理抚着全全的头，朗声笑着说：“全国的少年儿童都是我的孩子，包括全全在内。”说着又转身问邓大姐对不对，邓颖超同志笑着表示赞同。
周瘦鹃又请总理夫妇参观了“紫罗兰”、“且住”、“寒香阁”三处，并拿出《嘉宾题名录》请总理留下墨宝。总理答应说，今天时间不够了，我带回去，三天后送来。周瘦鹃感奋之余，诗以记事：“华灯初上月初斜，瑞霭祥云降吾家；自是三生真有幸，蓬门来驻使君车。殷殷促膝话家常，读诗看画兴味长；三沐三薰温暖甚，一时春满爱莲堂。”
华灯初上，总理一行回到列车上，交际处送来两斤苏式糖果请总理带回去尝尝。总理严肃地说：“送，我不能要，既然拿来了，一定要付钱。”我们报了一个价格，总理又问：“市场上群众买是多少钱，我一定要同群众买的价格一样才收下。”
三天以后，总理的专列路经苏州，周鸿猷上车接过总理写给周瘦鹃的题词，又送上了两斤糖果的发票，收下总理付的糖果钱。发现车上又多了两位朋友，他们是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编导沈西蒙、漠雁。原来，总理趁回京路上的时间同两位编导一起研究如何把话剧改编成电影。
32、朱德赠兰
1964年1月，朱德委员长来苏视察之余，游览了名胜古迹，并与养兰名家周瘦鹃、姚轩宇等互赠花木。朱德送的是他亲手培育的四川雪兰，周、姚等均视为珍品，精心养植，每逢兰花开放，常邀集亲友共赏。惜“文化大革命”中两家花木俱遭损害，雪兰已不复存在。
33、张氏四姐妹
张元和 苏州九如巷张氏“四才女”中的大姐，字伯文。曾祖父张树声，安徽合肥人，淮军第二号人物。因战斗中功勋卓著，继李鸿章之后任江苏巡抚，驻节苏州，发起重修毁于兵 的沧浪亭，后任两广总督，代理直隶总督，声势显赫。合肥有良田万顷。张元和之父张冀牖追求新思想，醉心昆曲，举家迁上海，后来苏州定居。创办乐益女子中学，让出宅园20余亩，建校舍40余间，生有四女，为元和、允和、兆和、充和还有六子。
张元和自幼聪颖、端庄文静、典型大家闰秀，受家庭醉心昆曲艺术的传统影响，小时即在家里串演昆剧中小姐，并善饰小生，依靠家中丰厚的经济实力，办曲社、拜名师、习身段，并嫁给昆剧传字辈著名小生顾传 ，1948年解放前夕，夫妇同去台湾，1965年定居美国。先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后写《昆曲身段谱》，成为海内外昆曲大家，被中国戏曲研究院聘为特级理事。80高龄，还在电影《幸福会》中客串演出。
张允和 排行第二，受其父精于诗词的影响，12岁前即熟读唐诗宋词，尤爱司马迁《史记》。14岁即入南社，诗文唱和，精品不绝。所作古典诗词，严于格律，音调铿锵，尤以《离乱曲》、《石须曲》流传海内外。嫁给著名语言文学家周有光。1956年在北京认识俞平伯，尊之为恩师，成立昆曲研习社，俞为社长，她为联络组长，经常为各报社写有关曲社报导，开始写散文。所作新诗，豪放博大，新女性形象跃然纸上，俞平伯则评为“散文写得比诗好，尤其文章结尾，悠悠不断，很有味道。”到84岁高龄，还学会使用电脑。近代创办的《中国历代才女诗歌鉴赏辞典》中收录有她和其妹充和的作品。
张兆和 排行第三，天资聪慧、忠厚、怕羞，绰号“黑凤”，二姐允和赞她“比我用功”，文学功底深厚、文笔优美，解放后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任教，后在《人民文学》编辑部任编辑。后与沈从文结为伉俪，传为文坛佳话。
张充和 徘行第四，从小过继给李鸿章侄女当孙女，民国23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考分第一。热爱自由，与在北京大学教授拉丁文、德文和西洋文的美籍德人博汉思结婚。解放前夕，去美国定居，在同一所大学任教。
叶圣陶曾称：九如巷张家四才女“谁娶了都会幸福一辈子”。
34、林彪、叶群在苏州二、三事
1969～1971年林彪及其夫人叶群常来苏州住在南园宾馆。
1969年10月16日下午4时许，林彪第一次到苏州，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更写进党章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随从的是“林办”的大部分人员和8341警卫部队。第二天下午，就向值班秘书张云生口述六条指示，每条都是一句话。叫他电话传达给中央军委办事组的负责人黄永胜。林彪说完后，让张云生复述一遍再给叶群看。叶群问张云生有什么意见。张提出两条：第一，这样大的事，应当请示毛主席（中心内容是防止苏联的突然袭击）；第二，对第六条，（二炮部队要做好发射准备）应当加些限制词，因为动用核武器不能轻而易举。叶群、林彪表示同意。遂一式两份，一份由叶群用电话传给在武汉的汪东兴，请汪东兴报毛主席；另一份由张云生传给黄永胜。当时这六条没有标题，几天后，张云生却在《军委收电》中看到加上了《林副统帅的第一号令》的标题，命全军普遍贯彻执行。19日，毛主席在听到了关于《林副统帅的第一号令》的报告后，只说了两个字：烧掉。叶群为了掩饰自己，却对秘书说：毛主席说很好，烧掉。
林彪一住半年多，并要求修建：如把七号楼下西面一间卫生间改为游泳池；新房子增修一间服务人员工作室和卫生间；新房子西头和汽车间连接等。1970年4月26日，林彪离苏前又由李文普下达了一大堆建筑任务，命令总后勤部营房281部队来苏修建。大批器材、木材、钢材、水汀片等用专列运来。工程部队来了三、四百人，白天已经到了，但为了保密，一直到晚上才用汽车接到驻地。南林住不下，还分了一些人到网师园住。此外，在电讯工程方面也大动干戈。
1970年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林彪于1971年2月12日从北京再次到苏州。苏州外事组正在苏州饭店为接待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做准备工作。当时市委负责人曲言斌问市革委会外事组的王义华有什么情况，王义华回答没有什么。曲自言自语地说：“是不是怕西哈努克来住他那房子才来的？”此次与林彪同来的有其子林立果。林彪深居简出，林立果与几个穿军便服的人频频出入南园。手里总是拎着一只密码箱，想不到以后震惊全世界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原稿就是藏在这箱子里。
那期间林立果经常独自驾驶一辆灰色的伏尔加汽车出去，有时三、五天不归，有时回来没几天又开着车子出去。除此，林彪女儿林立衡也同来苏州，曾经和叶群一起坐凯迪拉克小车出去过一趟。3月7日，林彪和叶群乘火车从苏州站离开苏州走的。收拾林彪的房间时，看到林彪房间里贴了一张字条：“不要忘记扎裤脚带。”
[“五七粮店”树“典型”]
林彪第一次来苏州期间，1970年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叶群坐汽车出去兜风。在汽车里，叶群向苏州市革委会外事组的王义华询问：“苏州市的工农业生产情况好不好啊？有哪些工业？农业生产怎样啊？市场供应情况如何啊？”王义华了解不多。按照以往向外宾、华侨介绍的那样，作了汇报。并讲了《苏州工农报》报道过的道前街五十七粮店为民服务的事迹（1970年2月6日载）。
3月底左右，叶群又在汽车里对王义华说：“我们准备派几个组分头下去，到苏州先进单位去学习学习，你上次介绍的五十七粮店的例子很好，也算一个。”4月中旬，调查组都回来了。叶群见到王义华进大会客室便对他说；“你也坐下听听，他们去五十七粮店后的心得体会正在汇报，这还是你介绍的呢！”4月下旬，林彪、叶群离开苏州。5月的一天，于开勋接到林办秘书李春生打来的电话，要他转告市委，说：“要把五十七粮店工作做好，要继续抓一下，首长很关心。”
1971年2月，林彪、叶群第二次来苏州。14日晚，叶群坐汽车去友谊商店，途中问王义华现在五十七粮店怎么样？王义华说：五十七粮店自从《人民日报》去年8月份报道后，参观的人不少。叶群说：“五十七粮店那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以后，我还立即组织他们学习呢。”隔了几天，一个下午，叶群参观刺绣研究所出来，在汽车上问王义华，能不能经过五十七粮店，王义华说可以绕过去。到了粮店门口，叶叫司机小牟暂停一会儿，她拉开窗帘隔着玻璃看了几秒钟。快到五十七粮店展览馆时，王义华说：“这个展览馆我们外事组还对外宾、华侨开放，英共主席伯奇的儿子还来参观过。”叶群说：“噢，还对外开放啦。”说着车子已经开进南园了。
35、章孝慈到南园
1993年9月1日，台湾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一行十多人，在北京参加“第二届海峡两岸法学学术研讨会”后来到苏州。章孝慈是蒋经国同章亚若所生的第二个儿子。特意安排他们住在南园宾馆7号楼。这里原是蒋介石的二夫人姚冶诚和蒋纬国的住所。楼房基本保持原貌。“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曾经住在这座楼上，他怕风、怕见阳光，因此在二楼四周加了走廊，拉上窗帘，下面增加了几根柱子。使该楼失去了几分风貌。章孝慈住在这里深有感触，他说：“曾在纬国叔叔那里看到过这座楼的照片，叔叔总是想回到这里来看看。”
当天下午5时，周治华（时任中共苏州市委副书记）以苏州海外联谊会会长名义，在南园宾馆1号楼会见章孝慈一行并交谈。晚上，在南园宾馆宴请客人，出席的有苏州大学历史系张梦白教授，当年曾是蒋纬国在苏州东吴大学的老师，他们谈了很多往事。江苏省对台湾办公室主任蒋孝文也专程到苏州看望章孝慈一行。因为蒋主任的名字恰和蒋经国的长子相同，大家开玩笑说，你们“兄弟俩”不是一起来了吗？在欢声笑语中，大家在菜单上签名留念。首推孝慈签名，他写下了“一见如故”四个字。接着在第一桌上的人都签了名，包括台湾东吴大学法学研究所所长程家瑞、台湾大学法学院院长戴东雄和苏州大学党委副书记徐惠德、老教授张梦白等。
四、科学文化
1、苏州最早的医院与药铺
苏州的医院最初建立的时间至迟应在南宋。根据现存苏州文庙（碑刻博物馆）中刻于宋绍定二年（1229）的《平江图》碑上有古式房屋图样，上镂“医院”二字。其位置在苏州市十梓街与公园路交会处附近。这也是中国医学史上有碑刻可考、并标名为“医院”的最早记载。又据清道光《苏州府志》二十二卷载，宋宝庆元年（1225），浙江提举尚书郎林介，将该“医院”改名为安养院，有“屋百础，田三顷”，选良医，集名方，收治郡府各监狱病囚。
苏州的药铺，据《宋平江城坊考·吴中故市考》载，现在的苏州学士街，宋代称药市街，是药材的集散地。宋庆元元年（1195）建立的太平惠民药局、宋绍定四年（1231）建立的济民药局，都是既管理药业，又为民送医送药的机构。另外，1978年，在瑞光塔发现的历史文物中，发现一张开设于饮马桥的“朱口发熟药铺”的方单（现存苏州博物馆），经考古学家鉴定，确认为宋代遗物，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张药品说明书。
2、我国最早的医学杂志
清代名医唐大烈，江苏长洲（今苏州）人，曾任苏州府医学正科。自乾隆五十七年（1792）至嘉庆八年（1803）这11年间，他在苏州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医学杂志《吴医汇讲》。该刊每年出版发行1卷，前后共出11卷。内容包括医论、医评、验方、考证和笺记等，以交流医学知识、临床经验和医德医风。该刊自创刊以来，刊登了很多有价值的医学文章，如著名的温病学家叶天士的《温症论治》，就是在该刊发表的，以后逐渐发展成温病学说。刊中关于防治传染病的文章占很大比重，反映出编者的求实精神。《吴医汇讲》是保存“吴门医派”的重要文献，对促进吴中医学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3、名医薛雪医案事
清代名医薛雪，字生白，号一瓢。家住南园俞家桥。薛雪治病多有奇迹。有一洞庭山人，伤寒甚重，向薛雪求医，雪开的药方是：第一天用枣三枚，葱根三个，生姜三片；第二天减为各二；第三天再减为各一。病人服了三日果然痊愈，这就是薛雪的“三妙汤”。又有一人右腹痛如刀割，必须放屁才能缓解。曾服蚌灰稍有效果但复发，薛雪知道后说：“蚌灰属介类，味咸攻坚，直入至阴，这种病在阴络，络病在下，属血”，处方用虫、桃仁、酒炒大黄，加麝香少许饮用后，排出黑血数次而愈。
4、我国第一部物理学教科书
清末苏州进士王季烈（1873～1952），是我国早期的物理学家。他出生于书香门第，其母谢长达是苏州著名教育家；二弟王季同留学英国，曾任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三弟王季点，曾任京师大学堂格致科提调；本人曾任学部专门司司长，兼任京师译学馆理化教员。是王氏家族中研究物理学的佼佼者之一。
清光绪二十六年（1899），王季烈曾和傅兰雅合作翻译了《通物电光》一书，这是最早把X射线的产生方法与应用技术介绍到中国来的重要译著。以后他又改编了日本学者饭盛挺造原编、藤田丰八翻译的《物理学》一书。他不仅对全书作了文字润色，而且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阐述了自己的创见。这就是中国第一部大学物理学教科书，在国内流行了20年，哺育了我国第一代物理学者。王季烈在京师任职期间，还主持编印了我国第一部规范物理学术名词的词典《物理学语汇》，编写了包括《共和国教科书·学物理》在内的一批中学物理教材，对我国的物理学教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5、我国第一所省立新型小学
苏州市实验小学校，其前身是江苏两级师范学堂附属两等小学堂，据《第一次中国教学年鉴》称，这是中国第一所省立小学。该学堂创办于光绪三十一年8月，创办人罗振玉，首任堂长蒋粟来。堂址设在三元坊。初设2个班，学生有60余人，教师3人。民国23年学校独立建置，定名为江苏省立苏州实验小学校，发展成为拥有13个班级，657名学生和31名教师的完全小学，其规模在全省首屈一指。
民国2年，校长吴研因主编了全套小学语体文教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向全国发行。3年，俞子夷为校长，赴欧美考察教育归来，在该校教育研究专辑《小学校》上，撰文介绍了欧美小学的自学辅导和设计教学法，在全省产生了很大影响。美国教育家杜威·孟禄曾到该校考察，盛赞该校的教学工作堪与欧美小学“并驾齐驱”。后来，施仁夫任校长进行了单班复式教育的实验，主编了《新学制小学课程》、《新教法实验报告》等资料。1950年改名为苏州市实验小学校，瞿芑丰为首任校长。1955年迁至新市路。1978年被定为江苏省重点小学。
6、我国最早的大学学报
东吴大学创建于清光绪二十七年。二十九年春开始，成立学术研究团体，并出版刊物。三十二年6月，学校规模已具，教育与科研工作步入正轨，随即创办全国高等学校最早的学报，其创刊号名《学桴》。宗旨是：“19世纪末与20世纪之交，‘新政将兴而未兴，科举垂废而未废，处于过渡时代，必须有一种过渡的器具。学桴者预备过渡的时代器具之部分也’。”（见《学桴》发刊词）“表学堂之内容，与当代学界交换智识，期望以此报为强种强国之起点。”（见《中国大学学报简史》）此外，在封面上标明为月刊，月出1册。实际上除了暑、寒假，全年只出10期。
后来刊名由“学桴”、“月报”，改为“东吴”、“东吴季报”，再易名“东吴学报”、“东吴杂志”、“新东吴”等，刊物承办人也屡经更换，但办刊宗旨一直坚持不变。
1978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发行的《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简介（1906～1949）》把《东吴学报》列于首版，并用较大篇幅详尽地加以介绍并指出：“为中国高等学校最早的学报”，它的创刊早于《清华学报》（1912）和《复旦》学刊（1917）。
7、最早的医学学校之一
民国元年（1912）11月，江苏都督府在苏州筹建公立医学专门学校，是全国第一批成立的五所之一（其余四所在北京、直隶、浙江和广东）。校址设在沧浪亭高等学堂旧址内。第二年1月开学，并在燕家巷苏州学务公所内设立附属医院。学制：预科一年，本科四年。第一、二年学基础学科，第三年起学临床学科。德文为第一外语，日文为第二外语。教师大部分为德、日留学生，并有德、日籍教师任教。先后由蔡文淼、周威、吴济时、汪尊美和汪桐美等人担任校长或代理校长。民国9年冬迁至阊门新址。
8、苏州第一次尸体解剖
早在秦汉以前的医书《灵枢》上曾有“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循切而得之，其尸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皆有大数”的记述，可见古时尸体解剖并无忌讳。后来由于封建迷信思想作怪，尸体解剖才被严加禁止。近150年来，由于西学东渐，医学界的有志之士对尸体解剖日益重视，见于记载的苏州医学史上的第一次人的尸体解剖，在辛亥革命后的民国2年11月13日进行。
当时设在苏州燕家巷的“江苏省医学专门学校”解剖了一具路毙男尸，年约52岁。执刀者是该校解剖教授周威、汪尊美两位医学士和从校外邀请来的华景奭医学士。为了扩大社会影响，争取有关方面的支持，该校还隆重举行了尸体解剖开始式，邀请江苏省省长代表、教育司司长黄炎培和行政官、司法官、军官、各学校校长等；各医院院长、医界同仁与其余来宾临场观察。解剖开始式上，该校教务长吴谷宜报告筹备经过，并大声疾呼：欲谋医学之进步，应以解剖为基础。他还断言：“时代之需要解剖如何，即可知医学进步如何”。江苏省教育司司长黄炎培说：“因为研究生理、病理而实行尸体解剖，牺牲一死人之躯壳，以此代价购求诸生学业之进步；今日牺牲一死人，他日救活无数人，甚善甚善！”他还认为“人生终须一死，……得于既死之后，舍其最珍爱之躯壳，供学者之研究，从间接上与幸福于社会，是很有意义的。”
这次解剖从下午3时开始至5时30分结束。该校当即确定11月3日定为该校解剖纪念日。此后周教务长将他早产夭折孩子的尸体，志愿献于学校解剖；民国4年9月11日，由吴县监狱提供尸体一具，又作第三次尸体解剖。不久，该校蔡文淼校长的幼女未满周岁，因一粒蚕豆呛入气管，窒息而死，蔡亦将其爱女之尸体献给学校解剖。
9、顾氏国画学社
顾氏国画学社是画家顾仲华私人所办，，成立于民国15年春，社址设在滚绣坊。办学宗旨是造就艺术人才。学社分面授、函授两部，又分高、初两级，男女生兼收。每年招收学员二次，每次20余人，持续办学三年之久，共招收学员（包括函授学员）约100余人。如张一庵（即张晋，解放后任江苏省国画院画师），就是该社培养出来的学员之一。
10、尢氏针灸世医
清末，在苏州胥门外小日晖桥堍有一尢姓中医，以其精湛的针灸医术，治愈了许多从疑难病症，被人誉为“小日晖桥一支针”。
据传，尢氏先辈原为“世德堂”沈姓，祖籍福建，因为官遭奸 陷害，隐姓埋名，去“沈”字之三点，再拉平眉头，遂成“尢”字。并北迁至吴。
尢氏针灸始于尢松泉。松泉生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世居吴县西山，父亲务农，兼做木匠，松泉幼时随外祖父学针灸医术，他聪慧勤学，潜心钻研，医术日精。后因一次机缘，为青浦举人张家镇所赏识，邀其青浦设诊。并教以学问。后又去崇明、吴县横泾等地行医，历数载，经验广收，嘉誉广采。
光绪六年（1880），尢松泉定居于苏州，筑医庐于小日晖桥弄28号。张家镇为其新居门楼题额“竹苞松晟”。是时尢松泉针灸已名噪江左。曾任总督的岑春煊专使延请为其针治，应手而愈。岑氏手书“神针济世”四字以赠，并著文叙述治愈经过。江苏巡抚程德全、臬司朱子榛亦不时相请疗疾，并为誉扬。妇女祁陶氏30多岁时由伤寒成痨瘵，群医束手，特地抬来，医庐针治，旬日而愈，后寿逾八十。又如先后有两人因病而不能言语，其一经下第三针时即大声呼痛；另一在取“肺俞”穴时，猛然咳嗽，吐稠痰而愈。松泉擅治疯、痨、膨、膈、文武疝癫、妇女经带，兼及疑难杂症，效验如神，苏州城乡誉为“针仙”，“小日晖桥一支针”。
由于“小日晖桥一支针”声名日盛，苏城一些针灸医生纷纷迁来附近开业，不管是否姓尢，均挂以“尢针科”招牌。松泉对此一笑置之。一日，吴县县令金元根因病命差役延请尢松泉，差役误请另一“尢针科”的尢少峰（季龙），数诊无效，县令询及左右，乃知非真正“尢针科”，改请尢松泉后，三诊霍然而愈。为此，金元根于光绪三十三年特给告示，称“苏人尢松泉医术为吴中针科独步，手到病除，远近皆知。又谓尢少峰即季龙，冒充“尢针科”，贻误码率病者，实属非是。”此告示张贴在医庐砖刻门楼，视者如堵，传为佳话。尢松泉仁厚处世，数日后即将告示收藏。金县令得知，报请上级批准，将告示刻成石碑，并在碑上方正中加刻“奉宪勒石”四字，嵌于医庐墙门间西壁。尢松泉旋即将“尢少峰”等字凿去，以明敦睦心迹。
尢松泉有四子，长子少泉先于其父去世，长孙 民，家学渊源，幼受薰陶，亦有志于祖业，松泉亲授针术。松泉去世后二年，次子筱泉亦不幸病故，由三子绶泉主持门诊。四子圭泉仅长 民8岁，两人同在绶泉指导下学习针术。 民16岁时已能临床应诊，病这尊称为“小先生”。民国25年（1936），绶泉、圭泉相继辞世，尢氏针久世医仅剩第三代 民一人。
尢 民的针术，兼收祖父、父、诸叔之长，同时博览群书，深研中医经典，广涉各家学说，在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后，遂形成自已的针法特点。
尢 民一生行医，以“医德高尚、医术精湛”为人称道，对待病家，无论贵贱，一视同仁，贫病者一律免费。苏州解放后，他主动将自家诊所申请为“苏州市卫生局第二十五特约免费门诊所”。与于苏州名医曹鸣高、陈明善、黄一峰、奚凤霖等筹组“苏州市中医协会”；1952年又组建“泰让桥联合诊所”。尢 民及其子、女、媳共6人一起参加诊所针久科工作。由于“小日晖桥一支针”已名扬四方，来联合诊所求医者甚众，甚至有不远午里慕名而来的患者。为此，尢 民打破“传子不传婿”的世医传统，先后收十余名门徒，传授尢家针法。1954年因再次中风而病逝，享年六十一岁。
尢氏针灸世家第四代传人怀珍、怀玉、怀琛、怀冰、怀琦以及大多数媳、媚继承世业，孜孜以求，是为迄今最兴旺的一代，其中以长子怀玉、次子怀琛称著。
尢怀玉14岁随父习针灸，20岁起在家应诊。1956年（34岁）由泰让桥联合诊所调入新创建的苏州市中医院。195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又师承苏州老中医殷铁珊进修针灸。1964年曾去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部长医院讲学，返国后调入苏州地区人民医院（今苏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尢怀琛16岁随父习针灸，21岁起与父、兄一起应诊，后相继在泰让桥联合诊所、沧浪区联合医院任职，最后任沧浪区人民医院副院长、针久科主任，直至退休/
怀玉、怀琛昆仲继前辈之后，头角崭露，被政府授予“针久科专家”称号，并执着牛耳于江苏针灸界，苏南各医学院无不争聘，尢氏针法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1、国内最早制成人造宝石的晶体元件厂
宝石是指色泽美丽、硬度较大而产量稀少的矿物。包括金刚石、星彩刚玉、黄玉、硬玉和玉石、水晶、玛瑙、琥珀、孔雀石等。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宝石被广泛应用于工业、国防、科技等领域。由于天然宝石资源稀少、价格昂贵，化学成分又不纯，因此早在19世纪，法国科学家就开始探索研制人造宝石，1837年用明矾、铬酸钾混合置于旧锅内，上加碳黑加热熔化，得到细小的刚玉晶体。并于1902年发明用维尔纳法（又称焰熔法）生产红宝石。此后各国科学家继续作了大量研究，在近30年内试用引上法、熔剂法、水热法、热交换法等新工艺生产人造宝石。
我国研制人造宝石是从1958年开始的，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与苏州宝石厂（现苏州晶体元件厂）、牡丹江122厂（现中原宝石厂）协作，采用焰熔法分别试制成功我国第一代工业用人造宝石。苏州晶体元件厂是最早试制成功人造宝石的工厂，该厂能生产45毫米以上的白宝石以及人造红宝石、大直径梨状宝石、异形宝石、激光红宝石等。该厂生产的锥型和球形刚玉轴承，各项质量指标在国内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分别于1981年、1985年获得国家银质奖。
12、我国最早制造光学仪器的企业
位于孔副司巷的苏州第一光学仪器厂，是1958年8月由公私合营苏州眼镜厂和苏州大学物理系仪器工场合并而成的，后来发展成中型企业，是机电部指定制造光学测量仪器的重点厂。先后生产过单色仪、显微镜、水准仪、经纬仪、测距仪、扫平仪等光学仪器元件上百种。60～70年代，该厂生产的反射式单色仪总销售量已达3000多台，产品遍及全国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及化工、制药等工厂。70年代，我国第一颗气象卫星所用的石英角锥棱镜就是该厂制造的。1977年该厂与清华大学联合研制的四频环形激光测角仪（国外称“激光陀螺”，是现代舰船的先进装备）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获重大成果奖。
该厂生产的二秒级系列精密经纬仪，包括J2型光学经纬仪、J2—JD型激光经纬仪、J2—1型光学经纬仪（正象、自动归零）、国产化WILDJ2型万能经纬仪均属国内首创。广泛应用于国家2、3、4等三角测量和精度相当的导线测量及大型机械安装、计量工作等。其中J2型光学经纬仪在1970年2月获得全国评比第一名；1974年2月成为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测高的唯一国产仪器；1983年温州市规划处、四川省第二测绘大队、甘肃酒泉城建局相继用这种仪器完成了两项3等三角观测和一项4等三角镇，这是我国测量史上首次使用国产经纬仪完成以上测量任务。国产化WILDJ2型万能经纬仪是我国技术引进项目，1990年12月通过部级鉴定，符合瑞士WILD公司的先进技术标准，达到了80年代同类产品的国际先进水平。
13、水泥造船
苏州市水泥制品厂位于胥门外三香路。1961年该厂从农业部门了解到当时苏州地区48590个生产队，其中无船队达5100个，严重缺船队3400个，而苏州当地木材资源缺乏，开辟新的代用材料制造农船已成为当务之急时，决定试制钢丝网水泥船，以代替木船。厂领导和技术人员深入农村进行调查，收集到十多种船型，对使用范围、运行区域、载重吨位、船只性能等进行分析比较，最后确定仿照吴县蠡墅船厂的河扁子式船型，载重量定为2.5至4吨。以钢筋细砂混凝土为材料，经过试制，最后制成“钢丝网无肋式水泥农船”。由江苏省科学技术委员会组织鉴定，进行了陆上压载破坏性实验，证明该船有足够强度，结构合理，1963年中南工业建筑设计院又对无肋式结构作了理论上的肯定。
1964年，在江苏省建设厅科研所的协助下，又创造出钢丝网水泥船外模振动成型新工艺。1965年4月，由省建设厅主持召开鉴定会，参加会议的有国家建设部、交通部、同济大学、省、市科委、市计委、市经委及江苏省各水泥制品厂26个单位。对这一新工艺的优点，一致加以肯定。
该厂生产的水泥船采用“顺风牌”商标，历年来共开发出32个品种。苏州水泥制品厂先后接待过70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的参观，1969年把一条水泥船作为国家礼品赠送给巴基斯坦。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还将生产水泥农船的工艺过程、产品的撞击、抗沉试验摄制成科教片。
14、国内高压绝缘子产量最高的工厂
全国已通车或正在建设中的电气化铁路，有85%以上的绝缘子都是苏州电瓷厂的产品。占国内产量最高位。
由于大气污染，输电线路“污染”事故逐年增加，为了提高我国输电、变电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苏州电瓷厂最早研制成功耐污高压绝缘子。至90年代中期，该厂生产的耐污绝缘子的覆盖面，占全国市场的40%左右。
电瓷属于陶瓷行业，许多工序仍以手工操作为主。因此，生产效率普遍较低。而苏州电瓷厂的全员劳动生产率，1989年达到23422元，居全行业之首，该厂的人均创利率和人均产量，也名列全行业第一。
五、工商贸易
1、苏纶、苏经两厂
苏纶纱厂（今新苏纶纺织有限公司）始建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当时的洋务派湖广总督张之洞与江苏巡抚赵舒翘几经筹议，两次奏请光绪皇帝，“要求振兴苏州商务，开办丝、纱两厂。”奏折送上后，光绪皇帝朱批：“知道了，钦此。”于是开办苏纶纱厂、苏经丝厂一事终于定案。负责筹建苏纶、苏经两厂的是陆润 ，他到处奔走，广延绅士，并且得到了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和帮助。筹措到建厂资金白银100万两。资金来源有三部分组成：一是水利积谷公款，系备荒所用，需逐年偿还（后来到民国6年2月20日全部还清）；二是由苏藩司（江苏省的财政机构）筹垫20万两，按年分期还清；三是原息借款60万两，借户为股东，分作5576股，实收银近54万两。
苏纶、苏经两厂选址，事关重大，陆润 认为从便利产销考虑，以傍依京杭大运河的城南青暘地最为适宜。此地原名北底坛、南底坛、长腰坛，为明朝弘治年间埋葬棺柩的官地，历时四百年，棺柩、骨坛在万具以上，荒坟一片。苏纶、苏经两厂就在这片土地上破土动工，共占地42亩9分。两厂的设备，原先，张之洞已“奏请以在鄂定购之纺纱机40700余锭，但后来被南通张謇在光绪二十五年，分两次领购到南通建造大生纱厂，因而通过洋行购买了英国道勃生厂1896年制造的18200锭全套纺纱机器。当时为最先进的纺纱设备。清末一位英国技师和一位机匠负责安装和维修管理。开业时还聘用了6名外国人，担任棉纺机的指导。光绪二十三年七月，设备安装完毕，开工生产，陆润 任苏纶、苏经两厂总理。两厂从筹建到生产，仅用了一年半时间，速度之快，实属罕见。产品质地优良，据《官书局汇报》中说：“苏州丝、纱两厂所出丝、纱，足与上海有名厂相埒。”而且，苏纶纱厂开办后的盈利，在当时国内纺织业中也是首屈一指的。
光绪二十四年春，创建人陆润庠入京供职，即由当时襄理厂务的绅士候选郎中祝承桂与苏州商务局签定协议，承租包办 5年。三十年四月，又由商人费承荫接租，订约5年。承租期满，股东们要求收回自办，于1908年7月进行官商交接，商股正式接办苏纶纱厂，厂的性质从官督商办转变为商办。商办4年多时间后，因经营亏损，停工近两年，再后由源记公司代表许松春承租继续生产。在这一期间，厂商协理王驾六共用13000余银元买下了厂房基地。至此，该厂的产权和经营权才全部归商股所有。
当苏经丝厂建造厂房时，掘地得夏姓墓志，内云：“夏公讳士铭，字德新，号惊庵，殁于明正德五年七月十日，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葬于吴县盘门灵岩乡之先茔。张潮正书。”志者为夏之二子，长名经，次名纶，一时传为异闻。叶昌炽《缘督庐日记》记有此事，认为是“前定”。参与苏经丝厂早期经营的汪存志，在其生前自订的《葵庵年谱》中也叹为“签兆”。实则取名经、纶者，古今不乏其例，所以引人注意者纯属巧合而已。
2、中国最早的汽水厂
汽水是一种解暑饮料，中国起初叫“荷兰水”，可能荷兰最早发明了汽水，或最初由荷兰人传来，故取此名。
据《人民日报》编印的《广闻博录》记载：“中国自己办（汽水）工厂要推光绪三十二年（1906）苏州的瑞记公司和宣统元年（1909）的上海惠华汽水厂。”据《吴县·城区附刊》一书中载：瑞记公司厂址在胥门外大马路，厂长吴次伯，合伙经营，资金13000元，年产荷兰水二万打。其实比瑞记更早的应为苏州滋德堂荷兰水厂。据民国3年六月编订的《江苏省实业行政报告书》中关于“江苏独资商业志册表”载：滋德堂营业荷兰水，厂址设在苏州青暘地二马路，资本8000元，出资人徐培基，创设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注册日期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
滋德堂荷兰水厂比瑞记汽水厂创办时间早8年，注册时间早1年。滋德堂不仅是苏州最早的汽水厂，也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家汽水厂。
3、苏州的第一个电话局被毁
20年代，巡抚衙门附近吕公桥堍设有一个电话局，虽规模不大，但所有设备都是国外进口的。当时苏州已有两家民办电厂，为争夺专利权涉讼，互不相让，在仅四米多宽的书院巷内各架一条输电线路，对安全问题却不加考虑。
民国12年春节时下了一场大雪，先是电话线积雪过多，使电线杆线成排倾倒，更由于两个电厂电线交叉架设，造成电话线、电灯线交织，引起电击，电话总机被毁。于是，苏州第一个电话局毁于一旦。事故发生后，全城停电三天，通宵戒严，追究责任，电话局和两家电厂互相推诿，最后竟不了了之。
4、苏州马车业的兴衰
从前苏州城内外街道狭隘，行人往来多步行，少数乘轿。河道纵横，居民出游多赖舟船。
民国20年，国民党军长钱大钧（吴县人）以军工开辟了郊外第一条由留园通向虎丘的宽四、五公尺的“马路”。 24年，吴县商会集资又开辟了从盘门经木渎到光福的“苏福公路”， 随后通向西北郊、西南郊的大道相继出现。马车业便在苏州兴起。民国32年，马车工人自发成立工会，由陆世华任主席，会员有150人左右。34年，马车业主成立马车业同业公会，由吕锦彪任理事长（帮会中人，广收门徒，解放后判刑13年，死于劳改农场）会员有 80余人。业主中除干将坊的陈跃生拥有十辆马车外，其余多数每户只有一、二辆。车行以胥门外小日晖桥一带比较集中，占全苏州马车的40%；其余分布在盘门及阊门石路、窑弄、三六湾、留园及城内干将坊、承天寺等处。
马车一般分两种类型：四轮的和两轮的，都属铁木结构。四轮马车多数是二人二马驾驶，也有单人独马的，驾驶座高高在前；客座在后，双人软垫，前置搁脚板，上遮敞篷。乘客多时，可乘足六位（搁脚板上坐二人，驾驶座上也乘客），驾驶者则叉开腿站在车辕之上，两轮马车，双人并坐的客座在前，驾车人站在客座后的高踏板上赶车。
每当旅游、扫墓时节，西郊道上马车络绎不绝，是马车业的黄金季节。此时包车要价并无定规；阊门石路到虎丘来回，2～5元；胥门到灵岩、天平来回，20～40元。游客包乘两辆马车兜风由阊门石路经鸭蛋桥横马路一带、兜五个圈子，车价一元。在纸币贬值时，曾以米计价，例如盘门到木渎，米五升（约3.75公斤），到光福，米两斗（约15公斤），在非旅游季节，马车作为定点之间的公共交通车，搭满六人：胥门到阊门石路，每人五分；胥门到火车站，每人两角；胥门到虎丘，每人两角。
民国32年前，苏州人力车业势力较大，不准马车进城兜揽生意，故马车只能在城外活动，32年起，马车始在城内行驶营业。由于马车业存在旺淡季差别，平时又要向巡警等“孝敬”，还经常碰到军队抓差等事，因之经济收入很不稳定。营业所得，劳资二八拆帐，工人得二成，资方取八成，时有饥寒之虞，资方因车辆要维修、折旧，骡马每天要饲料，每匹骡马日喂稻草十斤，麦皮十斤、黄豆八升至一斗，遇到骡马生病又要医药费用，再加税捐、杂项开支名目繁多，也不易维持。
新中国成立后，交通事业发展迅猛，马车变成了落后的交通工具，逐步自然淘汰。1952年，市人民政府对马车业进行整顿改造，除转留20辆改装橡胶胎车辆的马车继续在城西郊营业外，其余80辆停止营业，人员约200人全部转向搬运、园林、环卫等行业。到1958年，仅余的20辆停业，人员全部转业到搬运公司。
5、克来砂轮厂
1951年，苏州市工商界人士在胥门外枣市街联合创办生产陶瓷砂轮的克来砂轮厂（现名苏州砂轮厂），当时我国生产陶瓷砂轮的工厂只有民国29年由日本人开设在沈阳苏家屯的一家，产量远远不能满足全国需要，每年都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砂轮。1951年10月30日，克来砂轮厂试烧成功了第一窑砂轮。次年上半年开始批量生产，1953年企业就有了盈余，从此，“三圈”牌砂轮进入国内市场。
该厂又从1962年6月开始研制烧结刚玉，它是一种高强度微晶形的新型磨具，应用于仪器、仪表零件及精密微型工具、刀具的加工。1966年3月开始批量生产。烧结刚玉的成功，填补了国内空白。
6、“双菱牌”指甲钳
苏州指甲钳生产始于1953年，与上海、广州同为全国指甲钳生产的重要基地，形成“鼎足而三”的局面。
一把指甲钳虽然面积很小，但苏州指甲钳厂设计人员把古今人物、山水花鸟、虫鱼走兽等各种图案运用“缩龙成寸”的艺术手法，搬上指甲钳的“方寸之地”，使指甲钳成为千姿百态、趣味盎然的艺术品，根据社会不同年龄层次消费对象的要求，不断增加花色品种，组织生产多型号、多色彩、多规格的指甲钳。为儿童设计“庆祝六一”、“祝您成才”、“圣诞老人”、“白雪公主”、“哪咤闹海”等精巧玲珑的指甲钳；为妇女设计“红楼梦金陵十二钗”、鸡心嵌宝、梅花嵌宝、花边水钻、闪光玫瑰等典雅端庄的指甲钳；为老年人、农民设计了具有民族传统特色的宫灯型、“十二生肖”、“金龙抱珠”、“凤凰展翅”、“群鱼戏水”等指甲钳；此外，还以一个时期人们普遍感兴趣的事物为题材，设计生产“时髦”新品种。形成了苏州指甲钳的独特风格，品种达60种，花面图案达700余种，居全国同行之首，被誉为“花色之冠”。
六、社会轶闻
1、康乾时期的自然灾害和米价
康熙四十六年（1707），苏郡大旱，大树自焚。米价原卖七文一升，此时竟涨至二十四文。第二年大水，自四月至五月，淫雨四十五日，昼夜不间断，从此疠疫横行，死者枕籍。四十八年又发大水，疫情虽然比前两年轻，但米价仍不减低。
乾隆十三年（1748），亢旱无雨，米价腾贵，涨至每升二十文，（乾隆初年米价每升不过十一、二文）。
乾隆二十年秋，发生虫灾，农田颗粒无收。二十一年，瘟疫流行，到八月平息，米价达到每升三十五文。
乾隆五十年，江南旱灾，几乎赤地千里，比较乾隆二十年更加严重，几乎和康熙四十六年相仿。所幸大旱之后，未有大疫。当时太湖水涸，有井露出，俱为砖砌，砖上镌有“晋太康年制，吴某监造”字样。
2、乐胥楼
清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失败，社会秩序恢复正常，胥门一带又繁荣起来，在胥门外（原胥江菜场）出现了比较豪华的楼房，名叫乐胥楼。
这座楼房上下两层各十三间，产权为中街路曹家巷王嘉禄所有。其中楼面四间、底层数间租给一王姓，开设茶馆；其余都租出作为“烟花间”共有十余家之多。楼下茶馆带卖生煎馒头、大饼油条等点心，供茶客堂吃。下层茶座陈设简陋，茶客挤轧，都是菜农等劳动人民进来解渴、歇脚；楼上茶座明亮宽敞，茶客多是青红帮、马车帮、人口贩子、烟毒贩子等，来此聚合或密谋策划，或讲斤头、敲竹杠，或拉关系、走门路，或接洽肮脏交易，也有挟妓玩乐消磨时光的。至于医卜星相、九流三教、拉琴卖唱、以及兜卖瓜子、花生的小贩诸色人等出入频繁，掷茶壶、掀台子亦是常事。名叫茶楼，实际是罪恶的渊薮。
民国23年左右，乐胥楼的建筑已经陈旧，势将倾圮，才被全部拆除。
3、泰让桥下“旱桥洞”
胥门外跨越胥江的泰让桥，始建于清末明初，当时为石墩、木梁结构，共有三个桥洞，中间桥洞下是水面，两旁是“旱桥洞”。
解放前的四十年间，这两个旱桥洞被百姓称之为“死人栈房”。两个旱桥洞总面积40多平方米，无人管理与打扫；雨天积水，更是污秽不堪。但一年四季却有好些流浪汉住在这里，其中有离乡背井的青壮年、无依无靠的老人、孤儿、丧失劳动力的残疾人、倾家荡产的吸毒者……。他们白天四处讨饭；晚上便来这里栖息，经受不住饥寒交迫的折磨，常有人就在此长眠不起了。特别在痢疾盛行的酷暑或风雪交加的严冬，毙命旱桥洞内的几乎无日不有。正由于这里常有死尸，凡附近街巷有路倒尸的，保长就拖来这里暂存。搁在里边的死尸，或由乡、镇公所出面向地方上商号、富户募捐，买具薄皮棺材盛了，抬去义冢掩埋；或由当地的慈善机构体善堂收尸料理。如果死尸太多，应付不了，干脆用破蓆一卷予以埋葬。
4、杀弟烹食惨案
民国20年，在养育巷（现在140号）内，有贾氏兄弟俩合开一爿玻璃店，哥哥患有精神病。当时苏州虽有所谓精神病院，但实际上不是为患者治病，而是为了营业谋利，对一般精神病患有的人无人管理。有一天哥哥精神病大发作，在深夜乘弟弟熟睡之际，用秤锤猛击头部将弟弟杀死，用锯子把尸体锯成数段，把内脏及头颅抛入井底，又把人肉炒咸菜吃。
数日后，有一个代人缝补破旧衣服的人去他家，在请其吃面时发现面中有人的手指头，于是暴露。当这一骇人听闻的消息传出后，曾轰动一时。
5、沧浪区的高龄老人
沧浪区历史上的一位寿妇是顾王氏，家住大太平巷8号，生于清道光十九年（1839），民国35（1946）7月1日去世，享年108岁。
据当时的《苏州明报》报导，顾王氏原籍浙江绍兴，父亲是候补江西道台，丈夫在福建省做过知县。顾王氏有一个儿子顾志英，已死。和她朝夕相伴的是她的女儿居顾氏，当时 80岁；还有一义女周王氏，当时70岁，她们都是寡妇。6月30日夜间10时过后，顾王氏突然感到不适，随即呕吐，延医诊治无效，于7月1日凌晨2时后死亡。大殓所用棺材是在民国元年就买好的，当时买价银元7.9元。
1982年沧浪区作过调查，全区9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有35位。到1987年，年岁最高的一位长寿老人叫白蓝大，女，生于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1987年去世，享寿103岁。
6、天气异常
民国26年8月16日（农历7月11日）晚七时至十时，苏州上空出现满天红光，映照河面也变成暗红色，随后大雨滂沱，居民天井中和小巷内，皆水深尺余。这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当天日机空袭苏州机场，更使人心惶惶，从当天下半夜开始，苏州居民纷纷扶老携幼外出避难。
百花洲原百花庙的围墙内，原有一棵树龄百余年的老杨树，树干周围两抱有余。民国8年夏，在一次雷电交加中，老杨树被雷劈成两爿。当时居民缺乏科学知识，散布迷信说树洞内有毒蛇躲藏，将出外伤人，才遭雷击。当地居民有好多人把树皮掰下一块，佩挂在身上，说能辟邪。
民国22年，古胥门城墙上，一个30多岁的妇女（据说是佣工），手提装满红蛋的细眼竹蓝，不知何故，走上城墙，遭雷击而死，据目睹者说，死者伏在城上，红蛋乱撒在周围。
民国23年旱灾严重：从春末到中秋，未见滴雨；田地龟裂，河道断航。胥门外城河，只剩万年桥中间一孔下面仅有细流，两边河床露底。居民用水，要从两根长梢杉木做的跳板上走向河心汲取。
7、疠疫
民国28年夏秋之际，苏州地区霍乱病流行，蔓延迅速，公私医院病人暴满，患者多数死亡。当时苏地被日军侵占，环境污秽，民不聊生、疠疫既起，限令患者必须送特设的伪江苏省立医院（在新桥巷小仓口，今新苏师范附小校址）隔离；对发现疫情的地区进行封锁；对患者家庭以“消毒”；于交通要道设预防注射站。对过往行人不论老幼、孕妇一律强迫注射。伪警等乘机敲诈勒索、明抢暗偷，群众深受其害。大仓口居民张定伯之母，亦死于该医院。隔离医院对病者的死亡，有的开“死亡通知单”由伪警送家属；有的并不通知、病人就此消失，尸体也不知如何处理。该院死人不知其数，奇臭四溢；附近居民不得已焚香聊解恶臭。
8、府前地区的消防
国民党统治时期，警察局有一支专业消防队伍，但由于政治腐败等种种原因，根本不能做好消防工作，还会发生见火不救、趁火打劫等事。消防工作，主要依赖商民合办的“救火会”。当时苏州市有救火联合总会，各区有分会。府前地区在道前街设有西区分会。救火会会员，都是来自各商号店主、店员、工场工友等等，都是义务职。报警有吹警笛（哨子）、敲锣两种，凡是听到报警后，救火员都自动集中，按分工有秩序地进入火灾现场。救火的设备，起初用的是大腰圆木桶（俗称“广龙”），上装揿压设备，下面四只铁轮，出动时用人拉，水源靠人挑，出水靠人揿。后来改进用手推泵车，用机器发动，自动吸水，连接皮带（帆布带）直接喷射救火称为洋龙。抗日战争前，开始有了汽车救火车，称为机器龙，但只限于警察局专业消防机构才有。解放前只有养育巷街道比较宽一些外，其余街道、里弄，汽车是开不进的。水源又只靠河水。由于消防设备差、行动慢、出水慢，火势容易蔓延。更由于救火员素质差，在救火时经常出现各种歪风：有的对火灾户凭感情用事，决定救与不救，真救假救。救火会可以向火灾户提出经济要求。讲价钿进行勒索。进入火灾现场，乘火打劫。因此在旧社会，群众有一句俗话说：“失火打板子，双晦气”指的就是以上情况。
9、胥江地区火灾
自民国以来50年间，辖区火灾大小共13次；解放后发生4次，最后一次在1961年。先后焚毁的草房约360户，最惨的一次是民国20年清明节，接官厅当地100余户草棚全部烧光。这次大火灾，是由居民李恒早祭祖焚化锡箔引起。当日，吴县各消防队的队员与消防器机全部集中在虎丘，祭扫因救火时牺牲的消防队员史金奎烈士，以致起火后无一架水龙到场施救。不仅该棚户区悉成焦士，还死伤十余人；张三保一家就烧死祖孙三代共三人。当地士绅赵锦堂等出面处理善后：临时安排受灾户暂住三山会馆，并施粥救济，还为“张孝子”（张三保之父）筑墓虎丘，表彰他舍生救母的孝行。
解放后辖区较大的一次火灾发生在1958年10月、泰让桥西南堍的棚户区。一户居民家中起火，被邻居吴成章发现，立即奔出家门、鸣锣报警，使附近各家及时将各自的衣物，撤至安全地带；待吴成章回时，他自己家中的房屋、器物皆已烧光。正由于他告警早，抢救及时，除焚毁36户草棚外，各家器物损失不太大，更无人命丧亡。民警戚政权熟悉住户情况，他知道有一户双职工都在上班，而三个孩子在家，于是奔去踢开大门，冲进猛烈大火，将三个孩子救出。这次火灾的善后，由政府与各有关方面周密细致的安排处理：对这36家受灾户，由祥生油厂采取征用土地的方式，给每户90元安家费，并以50担米代价购下一块土地，供36家集体建房（现名安全村）。
10、抢粮事件
枣市街原有米行、米店近十家，第一次抢粮事件发生在民国26年秋末冬初。当时日军侵华，苏城即将陷落，城内外军警准备撤退，市民纷乱外逃，商店关门，社会秩序混乱，气氛极度紧张。
此时纸币在市场上已被拒收，米价上涨到每石银元7～8元，而且难以买到。枣市街附近的部分贫民，自发集结，打开了同丰润米行的店门，进行抢粮。同丰润既是米行，又是酱园，系濂溪坊张家开设，属同业中较大的一家；抢粮时，酱园也受损失。但枣市街其他粮店，并未波及。第二次抢粮事件发生在民国37年下半年，当时通货膨胀已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并用限价政策来硬压物价，终难挽救经济的崩溃。局势紧张，人民群众纷纷购粮应变。市场米价一日数涨。金圆券初发行时，限额米价每石20.4元；仅一个月，飞涨到一百几十元！且漫无止境。如人力车工人拉了半天车子，挣到一点钱，就赶快去排队买米，稍迟一步，米价续涨。就粮商而言，一经把米卖出就难以原价补进，积存钞票，形同废纸，因而囤积惜售。粮食供应格外紧张，于是激起城乡贫民自发抢粮。当时枣市街被抢的有：大华面粉厂、新丰面粉厂、苏州面粉厂、同丰润米行、德润米行、赵颐和米行等多家 。先是小抢，见无人干涉，继之大抢。延续了两天。人流如涌。
厂商要求国民党军警干涉，军警机关乘火打劫，大肆勒索，几经商谈，条件讲妥，才由“城防指挥部”在第二天贴出告示，制止抢粮。风潮方才被平息。
11、东吴大学窃案的内幕
民国36年寒假后的次日清晨，东吴大学内一名事务员走进办公大楼一楼文印室，发现长窗玻璃被击碎，窗子半开。桌上的两台高速油印机，只剩下一台。警方听说美国人办的学校被盗，立即派员前来侦查。当场叮嘱在场人员不准向外透露案情细节。
第二日，苏州各报刊登了东吴大学失窃的新闻。接着，各报又连续数天刊登重金悬赏缉拿案犯的公告。直到次年年初，工作没有一点进展，此案也就悬挂了起来。
1985年秋季，从武汉来了一位鬓发斑白的老人，他是送女儿去丝绸工学院报到，故地重游，旧友重逢，在一起闲谈往事。有人谈起当年东吴大学的那桩高速油印机失窃一事，至今还是疑案。谈笑声中这位武汉来的老人指着自己的鼻子说：“37年了，不妨说破，此案的‘雅贼’就是敝人。”
此人姓张名醒钟，当时是东吴大学附中高二班学生。在民国36年春，几位进步青年看到报纸上刊登的香港持恒函授学校的招生广告，校长是孙起孟，讲授经济学的是沈志远，讲授中国近代史的是胡绳，讲授新文艺的是邵荃麟。都是著名学者，不过学费昂贵，他们就由求知学社负责人沈志直执笔写了一封信给孙起孟，提出拟以“求知学社”作为团体学员入学以减轻负担的要求。不久就接到孙起孟的亲笔回信，同意所请，并寄来了函授讲义，外加一本共产党的机关刊物《群众》杂志。后来参加求知学社的人越来越多，沈志直用老式油印机翻印材料，一张蜡纸只好印二百多份，远远赶不上需要。于是张醒钟提供了东吴大学新从美国进口高速油印机的线索，并察看了现场。半个月后，由张醒钟动手演出了这场冒险的喜剧。
后来，这几个进步青年就利用这台高速油印机翻印了由香港寄来的《窃国大盗袁世凯》；接着刻印了中共中央颁布的《土地法大纲》、《新民主主义论》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苏州解放前夕，地下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办了一张8开油印的《新民主报》，主办人就是沈志直，助手是张维屏、《苏报》记者史若平，仍是这架油印机出了大力。
张醒钟，上海人，1948年去大洪山根据地参加革命，大军渡江，随军进入武汉，任湖北省报编辑、记者。直至担任湖北日报副主编，离休后继续在该报贡献余热。
沈志直原籍常州，定居苏州，求知学社负责人，参加地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民国37年冬被国民党苏州城防指挥部逮捕关押于南京特别刑事法庭监狱，上过电刑，在国共和平谈判中重获自由。解放后在苏州市教育局教研室，长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研究（2003年6月病逝）。
12、1950年锡箔业工人骚动事件
锡箔这一迷信用品，在解放前苏州曾经是特产。由于体积小，税额大，制造者分散，税务局颇难控制。制造锡箔者大多是浙江绍兴人，过去一贯为封建帮会所把持，工人没有工会组织。1950年税务局为了进一步控制税源，通过两个多月的研究，拟订了,“锡箔管理办法”，但没有很好宣传教育，以致少数坏分子散布谣言，说税务局要收“落地税”，使锡箔工人惶惶不安。1950年5月22日早晨，箔坊部分老板和工人在茶馆殴打“税务推进委员会”的工人代表叶顺泉等。税务局获悉即派一位股长带警卫员前往调查，这位股长擅自把两个工人带回税务局，路上警卫员并出枪示威，引起箔业工人不满，使事态更加扩大。在当天下午一时许，百余群众哄至仓米巷市税务局门口，要求立刻释放被带去的工人，后由公安局派人来维持秩序，群众才散去。5月23日上午，市工会及税务局联合召集老板、工人在浙绍会馆开会，到会的群众约600余人，税务局在会上解释误会，说明并无“落地税”这回事，群众情绪逐渐平稳，陆续散去；但还有一部分人坚持要税务局交出工人代表，未获解决。散会以后，就有人鼓动部分群众，蜂涌至胥门外吴昌源及西中市元泰兴两家箔庄，将两店捣毁。当地警察劝阻无效，当场逮捕11人。下午工人、老板500余人，又集合在中山堂工人俱乐部，要求工会设法释放被捕工人。旋由市人民政府派人到场再度说明所谓“落地税”纯属谣言，并严正批评了税务局擅自持枪逮人行为；但强调表示：工人、老板打店殴人是严重违法行为，带头主谋一定要严办。后来群众纷纷散去，但仍有少数坏分子进行鼓动。被捕的11人经公安局审讯后，当晚就释放9人；第二天又释放一人，仅将一个情节较严重扣押审查。
事后，工会连续召开了数次工人小组长会议，反复讲明道理。并深入箔庄进行教育。群众情绪逐渐平静，陆续复工生产。此后市公安局在有关各方面配合下，进行了周密的调查侦察，查出了四个主谋分子。将其中两人逮捕，另两人闻风逃跑，经追捕归案后，均依法进行严肃处理。
13、女教师陶兰荪被杀
1956年1月10日下午三时左右，横塘中心小学女教师陶兰荪扑倒在从枫桥到横塘的塘路旁筷子浜河滩上，面部闷在浅水中，气绝身亡。苏州市公安局接报后，即由治安科钱正、王维西，郊区公安局孙敏坚三人组成专案组侦破。对死者检查证明，后脑部被用钝器击伤，现场留有纽扣一枚，别无余物。经从横塘、苏州胥门到枫桥大面积发动群众，证明陶兰荪上午八时左右从横塘乘苏福公路长途汽车，在石路爱河桥站下车，途经阊门鸭蛋桥、上塘街到枫桥，在华盛造纸厂附近摆渡去枫桥中心小学看望同事；近中午，摆渡返回枫桥镇吃面，然后去信用合作社领取该月全校薪金及办公费831.53元。下午一时左右，从枫桥沿大运河步行返横塘。尾随有穿兰色棉列宁装、黑棉布鞋、白口罩、兰色棉护耳帽的青年男子，越随越近，最后被沿路坟堆中筛黄泥的父子看到时，已几乎靠近一起，不远即为筷子浜。当即确定为该尾随的熟人所为。经在郊区教师队伍中全面排摸，发现西津桥小学教师章伍云即将结婚，女朋友要求购置物件，急需用款。经王维西深入农村侦查，恰为星期六傍晚大雨，经村领导随同进入该校借宿，时章伍云已回到苏州，在其床垫下发现大量钞票，证明为陶兰荪之款；立即到章家抄查，棉鞋上泥迹尚存，及装款的军用黄布包一只，当即拘捕。供认系用教学用木柄实心手榴弹猛击陶后脑致昏厥扑倒，受浅水窒息致死。凶器已丢入塘岸一侧的大运河中。经打捞取得，铁证如山，判处死刑，于1956年2月6日枪决。
死者陶兰荪住北寺塔附近，为遗腹子，母亲含辛茹苦抚养长大，刚从新苏师范毕业，分配工作仅一个学期，即被杀害，横塘小学师生闻讯无不痛哭。
章伍云，住府前街照墙里2号，1934年出生，苏州人。城市贫民出身，仅存老母一人，平时表现积极，任居民治安保卫委员。被捕以后，再次向监狱领导报告犯人动态，检举犯人案情，希冀免其一死，终因国法难容，按律严惩。震动一时。
14、罕见的四胞胎
1973年10月，住在胥门外小桥浜51号（老门牌）的王丽英，一胎产四个男孩。
王丽英，31岁怀了第二胎，怀孕五月后，腹部特别大，行动困难，由丈夫刘廷友（苏州市第三十三中学教师）陪同到医院作产前检查，诊断为双胞胎。10月1日临产，进第二人民医院。检查发现心力衰竭、重度水肿、合并肺水肿、妊娠中毒等症状，情况十分危急。经与其他各大医院产科医生会诊，决定进行剖腹手术。由主治医生陶宏器主刀，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著名产科医生顾乃勤亲自到现场指导。生育史上罕见的四胞胎于10月2日降生。母子平安。
四婴皆男性：老大体重1900克，老二为1750克，老三为1850克，老四为1750克。考虑到刘廷友、王丽英夫妻的经济条件，市人民政府按月补贴抚养费30元。出生后四月，老大不幸得肺炎夭折。老二刘毅、老三刘浩、老四刘勇，发育正常，1980年后已进入小学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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