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郡志》习称“范志”，是我国古代方志中的名作，也是苏州地方文献中的巨典。
范成大（1126-1193），一生宦游四方，多所著述。北使金廷，作《揽辔录》；南下粤桂，撰《骖鸾录》《桂林虞衡志》；出蜀东归，记《吴船录》。而他留给家乡的，则是一部皇皇巨著《吴郡志》。
此书系范成大晚年之作。志书纂成后的次年，作者病逝。不料此后志稿的刊印却一波三折。赵汝谈在《吴郡志序》中讲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初，石湖范公为《吴郡志》成，守具木欲刻矣。时有求附某事于籍而弗得者，因哗曰：'是书非石湖笔也。’守惮莫敢辨，亦弗敢刻，遂以书藏学宫。……余闻石湖在时，与郡士龚颐〔正〕、滕宬、周南厚。三人者博雅善道古，皆州之隽民也，故公数咨焉，而龚荐所闻于公尤多，异论由是作。”
直到绍定元年（1228年），范氏友人李嘉言之子李寿鹏出任平江知府，从其家访得遗著《吴郡志》稿本，经校对与学宫藏本相同，可证志书确为范氏所著。其实，当初周必大所撰《范公成大神道碑》记其著作，就有“《吴门志》五十卷”。所谓“吴门”，与“吴郡”一样为苏州的别称，指的就是《吴郡志》。于是水落石出，清者自清。
但是因志稿记事止于绍熙三年（1192年），其后吴郡建置已有变化，如嘉定十年（1217年），析昆山东境置嘉定县，依法当补。于是李寿鹏命府学教授汪泰亨与文学士对志稿作了增补，并标明“补注”，以免与原文相杂。这样《吴郡志》在延宕了三十多年后，终于在绍定二年（1129年）刊印行世，所以又称《绍定志》。
《吴郡志》共有五十卷，分三十九门：沿革，分野，户口，税租，土贡，风俗，城郭，学校，营寨，官宇，仓库场务（市楼附），坊市，古迹，封爵，牧守，题名，官吏，祠庙，园亭，山，虎丘，桥梁，川，水利，人物（烈女附），进士题名（武举附），土物，宫观，府郭寺，县记，冢墓，仙事，浮屠，方技，奇事，异闻，考证，杂咏，杂志。全书纲目明晰，体例井然，详细记载了苏州的历史和现状，其中不但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也体现出作者的真知灼见。
苏州原为吴都阖闾城，周四十七里，辟水陆八门。《城郭》概述阊、娄、齐、盘、葑诸门，还选辑了张继、白居易、皮日休、陆龟蒙等名家的相关诗歌，读来情趣盎然。但其中匠、蛇、胥三门，“为其多途，艰于守卫”已先后废塞。于是在篇末特载时人胡舜申《开胥蛇门议》长文，指出长期堵塞城门致使“城市萧条，人物衰歇”，给百姓生活带来许多不便，提出应该学习当年范仲淹力排众议，勇于开通葑门的精神，尽早复开城门。对于当时曾两次决定重开蛇门而功亏一篑，范成大“慨然惋惜”。以往一般的地记图经，对于本邑尽颂其“古、大、雄、丽”，而敢于自揭症结，进治疗之策者，古今实不多见。于此可见作者秉笔直书、存史资治的心志，而在修志的方法上也体现出“纂辑原著”的功效和作用。
苏州地处水乡泽国，又是天下粮仓、财赋重地，所以历来重视兴修水利。本志《水利》扼要记述北宋以来的水利事宜，还收录邱与权、郏亶、郏侨、单子发、单谔、赵霖等人的著述和事迹，累累近三万言，成为研究吴中水利史的宝贵资料。
苏州山明水秀，人文荟萃，本志《人物》八卷，共采集自春秋以来270余人，其中不乏汉唐之间朱、张、顾、陆，五代以来丁、陈、范、谢诸名门望族。《进士题名》则收录自北宋端拱元年（988年）至南宋绍定二年（1229年）之间进士共450余人，足见宋代吴郡文风之盛。
苏州素称文物之邦，园林、祠庙、寺观、桥梁及山川胜迹遍布府城内外，志书所记沧浪亭、至德庙、天庆观（即玄妙观）、瑞光禅寺、报恩寺、普明禅院（即寒山寺）、枫桥、行春桥、灵岩山、天平山、穹窿山与太湖，至今仍是游览胜地。虎丘相传有吴王阖闾墓，虽为小丘，但泉石奇诡，能与天下名山争胜。本志因地制宜，将其单立一门，与《山》并列，以突出它的独特地位。
志尾设《考证》一门，讨论“勾吴”“泰伯三让”“三江”“五湖”等专题，系方志创体，可视为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对于地学专著的影响，体现出范成大求真考实的史家风范。而《杂咏》一门，分“纪咏”“游览”“书事”“怀古”“题赠”等八类，选辑唐宋名家咏及苏州的诗篇，誉为后世艺文志的滥觞，也可见石湖老人作为田园歌者的诗人本色。
《吴郡志》是宋代由图经演进为定型方志的标志性著作，对后世方志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因而备受推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征引浩博，而叙述简核，为地志中之善本。”可谓中肯之论。
《吴郡志》经历代刊印，大致有八种版本：宋刊本、毛晋汲古阁刊本、《四库全书》本、《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择是居影宋本、《丛书集成》本、1986年江苏古籍出版社点校本（该书曾被该社编入《江苏地方文献丛书》中的“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年纪念”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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