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周刊：祝贺您的长篇小说《鹤》出版，这是您的第二部长篇吧？您的第一部长篇《锦城》当时获得了苏州市首届叶圣陶文学奖。这两部小说都有非常浓郁的苏州传统文化的味道，《锦城》里的丝绸店，《鹤》里面的药店，还有对风俗的细腻的描述，让人不知不觉对苏州历史文化了解了很多，您好像是在借小说写文化，写小说的初衷是这样吗？

范婉：苏州确实是一座值得热爱的千年古城，尤其是它的环城山水和众多的人文遗存。耦园里有一副楹联：“卧石听涛满衫松色，开门看雨一片蕉声”，反复回味，真是美的享受。长久以来，我沉醉于吴侬软语的梦里水乡。现在，“梦”这个字使用的频率很高，我也偶尔做做梦，即通过一部长篇小说来做一个文化之梦。当然，要写关于苏州的小说，不能光靠技巧，须得真有了新的灵感，新的思想，新的角度，关键是要有认识上的新意或突破。从结构上讲，应当将一些与苏州有关的人物推到前景，用人物来体现“文化的历史，文化的更替，文化的渐进”。由此，我想到了文徵明、唐寅，还有沈周、周天球、文震亨，但文徵明是核心，几乎是吴文化的化身。白居易曾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我觉得，通过研究文徵明，可以写出小说中主要文化人物的心态。这作品才有现实意义。

小说创作中我用了不小的篇幅来进行风俗的描写，其本意就是为了体现苏州城市生活中闪耀的韵致，它是灰白记忆中跳跃的精神，也是生命意志由高昂到平淡的一路行走。在古老的苏州，一部小说不过是几个生活片段、几段时空、几个人物，这些散落的人生，有简单的粗枝大叶也有繁复的浓墨重彩，随着时间落幕终止。而抓住这韵味，就如西西弗斯神话一样，需要作家反复轮回，燃起希望，收获失望。

对苏州，我的内心深处总是葆有一种不变的热爱。在我的笔下，诗意与现实既互相排斥，又不可或缺地同时存在。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急速推进和现代文明的迅疾发展，诗意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有时是脆弱无力的，古老的文化成为一块块让人扼腕叹息的片段。我的写作就是把这些片段拾起来，重新描绘成一幅像《姑苏繁华图》那样的长卷。

苏周刊：《鹤》里面有一个藏书楼的故事，拜宋楼在“文革”中毁于大火，书中有几代人为了保护藏书、保护文化付出了努力，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过云楼，这个故事是否脱胎于过云楼？

范婉：众多的苏州园林，就是众多的历史符号，它们产生于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同的特征。建于清代的怡园就是一座集大成的苏州园林，怡园与过云楼是不可分割的，用打通的眼光来看，一部《过云楼日记》委实有着厚重的历史含量与文化内涵。吴昌硕、颜文樑、王季迁是从过云楼出来的，参与怡园建造的有画家任阜长、顾若波，怡园有琴会、书画雅集，还涉及到同一时期许多的历史名人，俞樾、吴大澂、吴云、沈秉成，风云际会。近年来，过云楼因为元代王蒙的《稚川移居图》、宋刻本《锦绣万花谷》在拍卖会上的骄人成绩，引起世人的瞩目。除了过云楼，我去过宁波的天一阁、常熟的铁琴铜剑楼、南浔的嘉业堂，时间久了，自然而然在《鹤》中衍化出了一座“个园”、一座“拜宋楼”。吴文化是千丝万缕的，对它的了解，也极富弹性——“涉浅水者得鱼虾，涉深水者得蛟龙。”特别写藏书楼、园林这条线索，并不是点到为止，要用它，写出南北文化的交合融汇，才有意思。

吴文化中那些花前月下的旖旎，多愁善感的哀叹，阴雨连绵的惆怅能够绵延至今，并且依然具有感动人心的力量，就在于它们背后翻飞着的自由精神。《鹤》貌似传统，实则经过了现代意义的提炼，传统会产生变化，不再是衰亡的旧事物，是勃发的新生命。

苏周刊：书中还有很多苏州历史文化的掌故，比如写到了苏州城里的富潘、贵潘，写到了大盂鼎、大克鼎的故事，还写到了保圣寺、澄湖，南塘是不是暗指甪直？或者，它是集中了您心中的苏州古镇？

范婉：弗罗斯特曾说：“人的个性的一半是地域性”，这就是说，地域性对人性的形成和塑造几乎有一种源头般的力量。文学的地域性是文学与生俱来的内在品质，它使得文学有了更为鲜活的品相，同时也成就了文学的广度和深度。从小听多了历史掌故、民间神话、戏曲故事，大大丰富了我的想象力与知识面。老舍先生说，写一件事需要一千件事作底子。

苏州在千百年的文化淘洗中，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标。吴文化中处处渗透着水的精神：灵动、柔软而又坚韧，水有着多重的文化比附和审美感应。苏州在我的笔下洋溢着浓浓的诗意，又散发着淡淡的哀愁，但无论是阴郁的审美气质还是唯美的生活姿态，归根到底，都在表现一种风雅，张岱《陶庵梦忆》中的名篇《湖心亭看雪》是最能体现这种江南人的风雅的。

南塘镇的小说世界，蕴藉着古城“水文化”的底蕴，是一个古典抒情的文学故乡。地理和历史意义上的古镇已被暗中消解，我们所看到的南塘，是躲避在岁月深处的空间意象，不为时间的流转而转换，讲述着一个又一个美丽的传奇。

我对苏州所采取的视角是审美的“怀旧”

苏周刊：用“鹤”做标题，好像有明显的象征意味？文中数次写到了鹤，书房叫做瘗鹤堂，为什么这么写？

范婉：在我的创作中，有时把苏州作为母体，有时又当成客体。现在谈苏州往往直指一些标志性内容，其实这包含着某种误解，至少是将苏州简单化了，只触及它的表象。真正的苏州，不只是园林、评弹、昆曲，苏州的小巷，苏州的河，苏州的桥，毛细血管一样丰富，更别说历史与文化了。

从“鹤”“瘗鹤”这些字眼上可以看出我对苏州所采取的视角是审美的“怀旧”。小说原名《书香》，后来出于对传统文化、学校教育、学生阅读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才命名《鹤》。“鹤”是典型的传统文化意象，它在空中的孤独飞翔所象征的意义，意味深长。《鹤》开头有一句话，“在黑暗和沉寂的涟漪上安寝着群星”，揭示了整部小说的主题。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说，“文学应该从人类的暗部去发现光明的一面……最后应该给人一种光明，让人更信赖人。”怎么解读，费思量。

在《鹤》的创作中，我一改过去以飘逸的款款叙事达到比较“轻盈”的文本诉求，主动探触现实生活与生命中无法避免的“沉重”

主题。每个人都有其短处，不要害怕或掩盖自己的短处，因为从短处出发，往往会走出长处来。有时我在构思时觉得将要面对一部很大的作品，却越写越小；有时觉得面对的只是一部很小的作品，反而越写越大。人生未尝不是如此。

苏周刊：比较起来，《锦城》更像一幅风俗画，更接近散文；《鹤》的小说味则浓厚了一些，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了，更接地气了，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在创作中，您是否受到了前辈作家和经典作品的影响？

范婉：我从没离开过苏州，即使读大学，每年去全国各地、世界各国旅行，但这些都是短暂的。《鹤》整部小说以回忆的方式结构，贯穿全篇的主题也是一个长大成人的叙述者，以自己童年的眼光，对她生命中的一段时光充满情感（当然也讲述了故事）的回忆。

作为一个苏州人，应当学会从外部看苏州。我喜欢毛姆、雨果，另外，杜拉斯、密斯特拉尔、里尔克、川端康成，包括多年前看的罗曼·罗兰，夏洛蒂·勃朗特的作品，都是我欣赏的。还有安徒生、卡尔维诺的童话，那种故事方式，那种慢，平凡而优雅，非常适合苏州。接触最早的是普希金，在中学放寒假挂满冰凌的窗前读书，几十年后去到俄罗斯的皇村，翻开《暴风雪》，完全符合当年我想象中的那种俄罗斯农庄，耀眼的白雪，寒风中摇晃的白桦，直至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在苏州，我受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一下子很难说清楚。而古代东方印象，楚辞、唐诗、宋词、元曲，话本小说，从苏州的“四老”身上，能想到整整一代作家。

我做起了寻宝人，竭力从吴文化中寻找那些财富，着意地，或不经意地把它们潜藏在小说中，让它们与苏州的当下现实产生关联。从创作技巧来说，我的这两部长篇小说很难看出作为小说的经营，尤其是《锦城》。但光明与黑暗，梦境与现实都在我的小说世界并行不悖，且井然有序。海德格尔主张诗意地理解世界，我就这样在苏州，汲取了这片土地深长的香气和真正的营养，以语言艺术呈现出我的诗意追求。

苏周刊：您小说中的人物，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而《鹤》的一个主要人物，“我”的母亲许宝珠，却是充满矛盾的、相当有个性的，我觉得这是您倾注了比较多的热情去写的一个人物，《鹤》中还有一个人物殷金龙让人印象深刻，他是个不择手段的坏人，对待爱情却相当执着，也比较有文化，为什么这么写？

范婉：我喜欢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的王语嫣，她美丽温柔，聪明绝顶，博览天下武学书籍且熟记于心，但她对于武功，从来只读不练。试想，她如果生活在现代社会，一定是个不折不扣的“白富美”，这也是处女座的明显特征。《锦城》《鹤》中的一些主要人物身上或多或少有她的影子，包括《锦城》的女主人公冯冰梅，但是《鹤》的女主人公再以这样的惯性来写的话，小说就显得太均衡，甚至有些平庸了。它的内部缺乏一种“破坏”的力量，我太想达到完美的状态了，于是塑造了许宝珠这样一个不完美的人物，一个任性而勇敢的女子。

《圣经》是悲悯的经典，但也不乏血肉模糊的场面。佛教是大悲悯之教，但里面也有地狱和酷刑。《红楼梦》素负盛名，有见地的批评家说它是一部悲悯之书。这是中国式的悲悯。站在高一点的角度往下看，好人和坏人，都是可怜之人。小悲悯只同情好人，大悲悯不但同情好人，而且也同情坏人。如果一部小说只有所谓的正确思想，只有所谓的真善与高尚，或者只有简单的善恶对立，那这部小说的价值就值得怀疑。

一部好的长篇小说，主要人物应该能够进入文学人物的画廊，即便是次要人物，也应该是有血有肉的活人。《鹤》的原型，经过消化与拼贴，已没有真正的对号入座的反馈了，可以各取所需，引发各层面的共鸣，我希望苏州人都喜欢这部小说，小说创作就是为了让人喜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如同绘画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美。我的星座也是处女座。

长篇小说是一种胸中的大气象

一种艺术的大营造

苏周刊：我们知道您过去主要写散文，出版过好几部散文集，得过冰心散文奖，您的散文也有浓厚的文化味，怎么转而写起了小说，而且一写就是长篇？

范婉：散文这种文体看似容易，其实要写好很难。从2003年开始写作，我差不多每天都在写散文，几乎从没间断过，哪怕是在长篇小说创作的间歇。2010年我的散文集《跟着美术大师漫步》获得了冰心散文奖。从那以后，一发不可收，又断断续续写了些关于苏州的散文，内容包括明式家具、古琴、评弹、昆曲、盆景、玉雕等，《无事此静坐·流水》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的当年，获得了郭沫若散文奖；紧接着《珠落玉盘·端午》又获了奖，我的创作根本停不下来，且越写越长，至此觉得唯有长篇小说这种文体才能承载丰富深厚的吴文化，才能展现吴文化大河般的波澜壮阔之美，这绝不是一篇散文所能涵盖与企及的。长篇小说是一种胸中的大气象，一种艺术的大营造。苏州是出能工巧匠的地方，他们能在假山上盖亭子，能理水叠山。经验丰富了，就不仅仅满足于营造精致的江南园林，而想营造紫禁城那样的宏大工程了。事实确是如此，蒯祥便是这样一个出色的苏州香山工匠。

一个作家，并不一定非要走短——中——长的道路，尽管许多作家都是走的这样的道路。我认为一个作家能否写出并且写好长篇小说，关键是要具有“长篇胸怀”。大苦闷、大抱负、大精神、大感悟——这些都是长篇胸怀的内涵。也许会有人说，当今这个时代，太长的小说谁要看？其实，要看的人，再长也看；不看的人，再短也不看。长，不是影响那些优秀读者的根本原因。当然，好是长的前提，长不是注水，是真才实学，是仙鹤之腿，不得不长。

《锦城》的结构是平铺直叙的，里面的事件、情节淡化，在批评家那儿这被归为“散文化小说”。这个术语源于西方评论意识流的Poetic　Novel。我向来以为小说和散文不应有文体形式的约束，就像沈从文、废名的创作越到晚期，其小说和散文的界限越发模糊。

我的创作核心，其实也是“讲故事”，用不同的方法来讲，管他是小说还是散文呢。自莫言得诺奖后，“魔幻现实主义”一下子火热起来，我放笔为文，虽有压力，但觉得不必刻意地去张扬某种主张，而应回到“语言”本身，这样，文体就已经成为次要的问题，无非是语言的外衣而已。

苏周刊：从《锦城》和《鹤》的内容看，它们是一脉相承的，您有没有下一部小说的计划，准备写什么？

范婉：我计划写关于苏州的城市三部曲，第一部是描写丝绸文化的《锦城》，第二部是描写藏书楼文化的《鹤》，第三部可能要两三年以后再创作了，目前还没想到写什么，但有一点是肯定，内容必定是有关苏州文化的。

我对苏州的这种家园情结，与传统中的归园田居截然不同。归园田居在古人是逃逸现实，寄情山水。我是基于自觉而执拗的参与意识，心中怀了故乡的优越和尊严，一定要加上自己的一份努力才行的自信，我的创作自始自终执拗而深刻地介入这里的生活。我想，我是这样一个作家：一直不停地为故乡的文化山水染彩的人，一个不自量力的人，同时又是一个一刻也离不开故乡支持的人。

苏周刊：我们知道您是从事金融工作的，却一直在写关于文化的散文和小说。众所周知，金融对我们当下的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您今后会不会写金融题材的小说？

范婉：这让我想到了“猛虎与蔷薇”，当然，比喻大都是拙劣的。就我个人而言，白天的银行工作是理性、敏锐、快捷的，晚上的文学创作相对感性、柔软、缓慢些，它们都是我人生的一部分。

关于金融题材的小说，其实我已经在写，可能因为身在其中，距离太近，我对它们特别审慎，还没有贸然拿出来。讲到金融小说，是绕不开梁凤仪的，《昨夜长风》《世纪末的童话》《醉红尘》《金融大风暴》，她的长篇小说，故事似乎太过圆满，终究缺乏回味。多少年过去，到了当下，网络小说风靡，还是少有好的金融小说。金融危机、并购浪潮、新三板的上市，乃至今年7月的股灾，留下一个又一个玄机，我们可以一一道来。困惑在于，为什么没有这样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小说产生？还在于，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能做什么？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中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短篇小说可以仰仗奇情将它的微妙表达出来。

《天方夜谭》中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每天晚上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样看来，短篇小说讲故事还是有余裕的，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套脱身。我试着写了三篇金融题材的短篇小说，但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倘若拿出手，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创作的初衷了。因为，我对好的金融短篇小说又加了两个定义：专业、优雅。短篇小说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要看匠人的手艺。请原谅，这样的小说我还在打磨中。

人物简介

范婉，苏州人，银行职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近年来，先后出版散文集《红樱桃　绿芭蕉》、《二十四节气的恋人》、《跟着美术大师漫步》、长篇小说《锦城》。2010年8月获全国第四届冰心散文奖，同年9月获《中国作家》郭沫若散文奖。2013年长篇小说《锦城》获首届叶圣陶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