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是华夏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国大河文明的典型标志之一。保护好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系统阐发长江文化的精神内涵，深入挖掘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长江流域城市面临的共同命题。

　　苏州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罗时进认为，长江文化的形成有其独特的自然与人文因素。考察长江文化，既应看到它作为东西贯通的长河地理性、物质性，发现其精神意义,又要将“天堑变通途”作为重要的历史叙事和文化叙事，理解长江从“限南北”走向“通南北”的社会作用，以及对中华文明发展、中国文化共同体建构的巨大贡献。

　　长江以自然地势形成了东西贯通的大河，其水上道路的存在与利用，对东西经济运输、人员往来、文化会通具有重要作用。但对长江之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作用的认识不能局限于此。长江“通南北”对中华文明具有重要贡献。

　　作为地理分界线，长江使中国版图形成南北之分。不过从历史事实上看，长江并没有真正形成“限隔”，或者说所谓“限南北”的天堑总是处于被突破的状态，南人北上与北人南下流动频繁。同时，长江也具有人文分界线的意义，南柔北刚、南文北武之体性长期濡化形成了“南经—北政”的基本格局：南方经济与文化发达，而北方军事与政治活跃。

　　长江形成的南北之“限”是物质层面的存在，而南北之“通”则是客观的社会史实。长江流域尤其江南地区，具有良好的自然环境、社会秩序、经济状况、文化生态，是多民族国家的一片精神和物质的温润湿地。不但在经济上起到了维护“国命”的作用，也成为北方社会群体的退守地域和个体心灵的修复空间。

　　作为流域文化，长江文化可以看作一种基于长江流域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具有南北居间意义和陆海联通特点，经悠久历史演变而积淀、层累的文化体系。这一文化体系的形成，既要探讨“古代”长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应关注“近代”长江文化的新变及其意义。

　　近现代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几乎都与长江流域攸关。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近现代，是长江流域变动、变革最为深刻的时期。侵略与抵抗、屈辱与雪耻、挑战与应对，构成了近现代长江历史的旋律。在这一历史旋律中，长江文化经受了从被动到主动的重构。主动重构需要一批成长于传统文化土壤而能够“睁眼看世界”的先觉性士人，更需要维新复兴观念引导社会的整体觉醒。长江文化的变革性精神特质由此体现。

　　罗时进认为，审视近代变革性精神的产生及其影响，可以看到近代以来在作为经济、文化、思想的“前哨”中，长江文化的精神有更充分、成熟的体现，表现出立命宏远、惟新竞进、格局开放、协同包容的精神特质。立命宏远是一种寥廓广漠的地势气象，也是一种深厚弘大的政治、文化胸襟和历史格局；惟新竞进是大江奔涌的自然生态，也是变动不居、惟新惟进的人文生态；格局开放是旷宇叠波的“大陆—海洋”型地理环境，也是周流六虚，百川向海的社会风貌；协同包容是接纳南北、通贯东西的水脉物候，也是和合万方、刚柔并兼、异同相易的人间气度。

　　长江文化是在从上古至近现代长期历史演进中形成的。对长江文化的理解需要辩证观、历史观，也需要现实感知、当代意识。长江与长江流域的变化，诸如长江原有的生态环境与现今的生态环境之变、长江流域原有的人口结构与现今的人口结构之变、长江沿岸原有的城乡面貌与现今的城乡面貌之变、长江空间原有的信息集聚与现今的信息集聚之变，都将改变长江文化的外延和内涵，使长江文化得到充实和诠释。

　　“当下如何实现‘不废长江万古流’的理想，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需要像保护珍贵物质一样去保护长江，纾解其压力；同时需要在保护中利用，充分释放其潜能。如此，长江文化将在新的实践中演进、更新、丰富，展现出生生不息的物质和精神的力量。”罗时进说。

　　江苏南京是长江流域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六朝古都”“十朝都会”的悠久历史，南北交融、东西荟萃的独特区位，形成了南京长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特色禀赋。近年来，南京市着眼于长江承载灿烂辉煌中华文明的功能价值，从多元保护、展现、彰显中华文明的高度，深入研究阐释长江文化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不断增强人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围绕长江文化研究，2022年，南京市与国家高端智库合作建设南京长江文化研究院，着力打造涵盖历史、人文、生态等多学科、跨专业的综合研究平台，深化在文明溯源、保护传承、时代价值等方面的研究，已发布了“长江文化的历史演进、文化内涵与精神特质研究”“长江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内在渊源关系研究”“长江文化与大运河文化、江南文化的关系研究”等系列成果。（余伟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