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2日，苏州市委市政府启动了实施《苏州全书》（以下简称《全书》）的编纂工程。该工程计划用20年时间，对苏州地方文献资料进行一次全面系统整理，编纂出版系列图书不少于一千册。这是苏州第一次开展大规模、整体性、系统性的历史文献整理编校工作。
盛世崇文，太平修典。有着“文献之邦”美誉的苏州，展开这项战略性的重大文化建设工程，有着哪些有利条件，又有着怎样的思量与计划？日前，《全书》编纂委员会副主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罗时进接受苏报记者采访，讲述了《全书》编纂启动以来苏州学者奋楫争流、追溯文脉长河的最新收获。
苏州自古就是“文献之邦”，博雅之事很多
苏州日报：《全书》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工程，需要庞大的基础支撑。苏州启动这项文献工作的基础什么？
罗时进：苏州自古就是“文献之邦”。这里的“文献之邦”有两层意思，一是苏州曾是全国出版中心，二是苏州藏书丰富、藏书量巨大。从苏州的历史上来看，刻书家、藏书家辈出，可以说苏州作为一个出版传播的中心而存在；从国家历史上来说，两宋全国出版中心在川蜀、福建和杭州。明清两代，苏州刻书业发达起来，尤其入清以后，苏州私家刻书业盛况空前，成为海内出版重镇，有名的书房很多，所刻书籍也闻名遐迩。大批宋元版本，得以面世，孤稿秘籍，赖以流布，所刻书籍往往“不胫而半天下”，对典籍保存、传统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了刻书，苏州藏书之风也盛行。苏州藏书史在学术界也是研究重点，业内评价极高。学者们注意到，元代以后苏州藏书家辈出，形成众多藏书世家。数代相传的藏书氏族，往往就是著名的文化家族，构成真正的书香门第，他们对于吴地文化的创造、承载和传播都发挥着极大的作用。苏州的博雅之事很多，好书之人遍布整个士林阶层和市民阶层。那么，苏州的藏书楼到底有多少？要盘点清楚、一一列举很不容易，但一些典型的藏书楼还是为人们所熟知。苏州市区和下辖的大小县域，都有很多藏书楼，最突出的是常熟，堪称苏州藏书楼之最。略数一下有毛氏的“汲古阁”、赵氏的“脉望馆”、钱谦益的“绛云楼”、冯氏的“空居阁”、钱曾的“也是园”、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还有非常有名的“铁琴铜剑楼”和席家的“琴川书屋”、陈揆的“稽瑞楼”、顾家的“小石山房”、翁心存的“知止斋”，以及丁祖荫的“缃素楼”，诸如此类，可谓灿若繁星。关于藏书，常熟地方志中专列“藏书家”一门，这在地方志编纂中可谓创例。也就是说，全国地方志列“藏书家”这一门类是从常熟开始的，这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是具有标志性的事情。它意味着常熟的一批藏书楼、藏书家，不但数量多，而且影响极大。
苏州是一个充满“书卷气”城市，这是我们观察苏州的一个重要视角。苏州人爱抄书，佳话甚多。现代社会，资讯发达，借书、买书都非常方便，古代则不同，得书不易，见书如宝。苏州人吴翌凤，是清代著名藏书家，“得佳本，即手抄，至数千百卷”，保存下来许多著作，这些对苏州的文化建设、典籍研究作用巨大。常熟藏书家何大成说“抄书与游山，此乐可忘死”，代表了苏州文人阶层对书的爱好。用五个形容词可描述苏州人对待书的态度，即“好书之雅、敬书之诚、嗜书之笃、求书之切、鉴书之精”。苏州成为文化高原，是书卷堆积起来的，苏州也是书洲，这是一个典籍的世界。
当然，刻书、藏书涉及图书的生产和保存，并不完全等同于知识生产和学术创造。恰恰在这一方面，苏州文人贡献很大。历史上三次由北向南的人口迁移都具有文化流动的性质，尤其是“靖康之变”以后，使得江南地区，尤其是苏杭一带成为文化的主殿堂、主阵地。苏州文人从事知识生产和学术创造的成果数量非常庞大，呈现出文化高原的巅峰状态。《江苏艺文志》收录了苏州历代人物著作32000多种，占了江苏省的三分之一；目前正在编纂的《江苏文库》中收录了7853种，其中苏州的著述是3421种，将近半壁江山了。这些数据都可以窥斑见豹，难以一一赘述。
让经典文献既能走进学界，也能走进寻常百姓家
苏州日报：目前，这项工作是如何着手开展的？《全书》收录的标准是什么？
罗时进：《全书》编纂遵循“统筹规划、聚焦苏州、古今贯通、质量为先”原则，围绕“书目、古籍、近现代书籍、研究类著作”四个部分展开。即从编目选目着手，在全面梳理历代典籍文献及已有版本状况的基础上，分年度、分部类有序组织实施整理和出版。收录地域范围为苏州现有政区范围，着重收录历代苏州籍学人的代表性著作，尤其是在中华文化形态中具有代表性、对国内外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苏州籍学人文化学术成果，同时适当收录流寓或定居于苏州的人物著述，做到以人系文。所收文献以传统文献为重点，还涵盖部分新中国成立之后已故名人的著述，以及以苏州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充分展示苏州历史文化全貌，述古开新、资政育人。
《全书》内容上可以用两点简要概括：一是苏州人写的著作，一是写苏州的著作。从学科范围上看，要显示出收录作品的权威性，大体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经史子集中，主要以哲学、社会科学等为主，当然在子部著作当中，也有一些自然科学的内容，比如农学、医学、算学等，都囊括其中。经史子集所包含的量很大、所涉及的著作非常多，蕴含着苏州博大的“文化气象”。
苏州文献浩瀚，不可能一一复制，我们必须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待古代的书籍。如果要问《全书》编纂有何意义、有何用处？这需要从不同层面去理解，第一是对学术界有什么用、对于文化建设有什么用；第二是对一般的社会阶层有什么用，同时还要考虑到对于总结历史有什么用、以古鉴今有什么用？所以，编纂《全书》，不但要显示出深厚的文化积累，同时要考虑到它的价值性和应用性；要贯彻国家倡导保护和利用传统典籍、经典文化的精神，也要体现苏州的历史特点、苏州的发展历程。
有些书要影印复制，复制就是一种保护措施，保护也包含着利用之意，所谓文利天下、纸寿千年；有的书需要整理，传统典籍没有现代文章标点，学者利用也不够方便，更不要说一般大众了，这就需要遴选一部分著作，进行点校，开展深加工。这是现代学术的必然要求，有一套规范应当遵循。但仅仅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还要开展研究总结性工作。所以《全书》特设了“研究编”，有专门的研究组通过探讨苏州文献，以问题意识为驱动，产生新的典籍、形成新的成果，体现当代学人、苏州学者的社会责任和研究水平，这将成为《全书》的一个特色，也符合当代文化建设的更高要求。
前一时期，我们面向社会发布了文献整理和研究课题征集公告，各界反响积极、热烈，已提供了很多选题。目前已经通过初审程序和专家论证的立项选题有《苏州碑刻集》和《苏州历史地理研究》。这里提一提苏州历史地理研究。我们所说的“苏州”，行政区划范围历代有所不同，历史上发生过怎样的演变？它在行政地理、城市地理、经济地理、文化地理、人口地理上有不同的概念，这些概念需要梳理，以此来告诉人们苏州“何以谓之”“何以成之”。苏州碑刻涉及文化溯源和遗迹保存，也很重要。这两部书立项听取了市内外、省内外专家的意见，经过了严格的申请、答辩和评审程序。由此我想告诉大家，我们在扎扎实实、科学有序地推进工作的开展。
苏州日报：今年，国家出台了实施文化数字化战略方面的意见，要让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在编纂《全书》时是否考虑过数字化问题？在《全书》数字化利用方面是如何计划的？
罗时进：我们在最初的编纂计划中，就已经把数字化问题考虑进去了。数字化问题也是活化利用的问题，在统筹利用好海内外纸质和数字版本资源的基础上，如何重新赋予其意义、增加其价值、方便其利用，必须经由数字化建立新的阅读场景，实现新的利用方式。
《全书》的数字化涉及几个层面的内容。首先我们要建立一个资源数据库，可以是纸质书籍的电子阅读，也可以是书籍有限内容的无限延伸。它不是一种展现形式变成另一种展现形式，而是要变成方便阅读利用（包括远程利用）的手段。其次要从长久保护、客观呈现古籍资源的角度去考虑数字化问题，电子媒介作为当代技术手段，能够增加“历久不磨”之效，我们不是“古人”做“古书”，必须采用新的数字化方法。另外，今后在《全书》数字平台上，如何增加其检索功能，是进一步要考虑和实施的问题。至于检索到何种层次的内容，是否包含书名、作者、朝代、篇题、人名、地名、物产名、专有名词等诸多要素，还需要论证。作为学者，我个人有许多理想性期待，更希望能满足广大读者的期待。
谈及活化，顺便说一下，化古为今也是活化的要义之一。我们要让那些文献、经典变成一种学术积累，见证我们的历史，它既能走进学界，也能走进寻常百姓家。比如我们谈到的古籍，不同层次的读者有不同的使用需求，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满足他们。在选目当中也兼顾了这一问题，古奥稀见的内容要不要？当然要，从文化储存、积累、传承的角度，这些东西不能深庋于书库，要提供给高水平的学者们去研究。苏州所保存下来的古籍当中，有很多笔记小说，有大家熟知的，也有大家不熟悉的。我们将不断调整工作思路，把学术性与普及性结合起来。在选择性上，更多考虑如何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古人传给我们的东西，很多也都是反映他们的日常生活的，我们要把过去的日常“活化”为今天的日常，让市民大众从中得到思想上、艺术上、情感上、知识上的一些启发。
苏州文脉是条丰沛的河流，我们要把这条河流激活
苏州日报：启动编纂《全书》文化建设工程，对当下特别是苏州市推进江南文化品牌塑造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作用？
罗时进：我较长时期参与江苏省江南文脉工程研究和《江苏文库》编纂，并一直从事吴文化研究，深刻感受到苏州文化之于江南文脉的重要意义。苏州的典籍本身就是江南文化的重要部分。凝视这些典籍，实际上是在回望江南文化的形成过程，思考产生江南文化丰硕成果的那些人物，他们当年是怎样生活、思考和著述的。这些在历史过程当中，已经远去的影像，今天我们应将其再现出来。江南文脉不是一条干枯、抽象的线条，它是一个个立体的人物，一本本撰写的著作，还有一件件传世事件。这些，都需要叙述、阐发。
江南文脉是一条丰沛的河流，已历经千百年不息地流淌。它不是静止的河面或是古波深潭，而是泓波深流，不断被灌注，至今依然保鲜，依然具有活力。而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把平面性的内容立体化，把渐渐消失的内容还原成鲜活的记忆。一部分处于尘封状态的，需要解封；一部分漫漶残泐的，力求订补。
讲江南文脉、讲苏州文脉，我们需要知道江南、苏州文化发展的历史。历史的演变过程，体现于人和社会的关系，这种关系中既有事件，更多的是日常。古人的写作、古人的编纂就是他们生活中的日常。我们探寻古人，试图看见他们的活动，就需要借由遗存的典籍回到历史现场。典籍是古人思想活动的结果和智慧的结晶，研究、利用典籍本身，就是对历史现场和过程的复现，是对历史发展细节的认知。只有在复现、认知中充分发掘出活力因子，才能激活江南文脉丰沛的河流。
苏州日报：在编纂过程中，有没有发现一些曾经未关注到或者未重视的内容？有没有什么趣事？
罗时进：编纂基于读书，读书自有收获。苏州文化的特点是什么？苏州文人多、名人多、状元多，至清代状元甚至堪称苏州“土产”，大家熟知的文化世家、文化巨匠不胜枚举。但苏州文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文化的普及性，文学教育、知识教育已经达到了非常广泛且深入的程度，这一点很引人深思。举个例子。古代东太湖上有一种船叫罛船，罛船是一种体量较大的渔船，船民长期生活在水上。在环太湖地区陆地上生活的人，其文学教育基本上是通过塾学展开的，场所是私塾或者村塾。古时苏州底层文化教育非常发达，往往十户一聚就有一塾，甚至不到十户，哪怕五六个孩子在一起，就可请一个私塾老师了。明清时期，底层的文学教育非常重视启蒙教育，这在江南地区是较为普遍的，而苏州尤其突出。回到罛船的话题说，那些罛船上的孩子如何进行启蒙教育？他们不上岸，就采用“船学”方法，以四条船组成一个共学团体，延聘私塾老师上船授课，轮流供膳。全年十二个月，每船各供三个月。教材不但有“三百千”，甚至还学《毛诗》。当他们基本能读《毛诗》时，已长大成人可以自食其力了，至此才正式开始“船民”生涯。“船学”，展现出苏州文化面向底层的普及性。这类船学的情况，在苏州《竹枝词》等文献中俱有记载，我们应当加以发掘、整理。
再讲著作。我们可以发现，苏州有很多集成性的文学总集，不但有府州层级的，县域一级也有，比如《海虞文苑》《国朝松陵诗徵》。给人印象深刻的是清代苏州地区乡镇一级文学总集编纂非常普遍，我们即兴可举《贞丰诗萃》（贞丰为周庄古名）《木渎诗存》《分湖诗钞》《泖溪诗存》《支溪诗集》《盛湖诗萃》等，苏州底层文化、文学发展的状况由此可见，而这些文献极具特色，相当可贵。国内已有几个高校的博士生、硕士生以之为题，进行专门研究了，我们应当藏宝自珍。
我们一直在探讨江南文脉是什么，说到江南文脉想到的首先是名人名著，这不全面。我们要把江南文脉看成是“整个江南”，把苏州看成是“整个苏州”；我们要把“苏州文人”看成是“全体苏州的文人”，从著名文人一直到底层文人，他们当年的物质生活如何，精神生活如何，文化创造如何？精心编纂好《全书》，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苏州日报：您希望《全书》在全国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否能有树立起标杆的作用？
罗时进：《全书》工程，一定是集中了苏州最好的作者和国内研究苏州、叙写苏州最好的作者，我们希望它能成为同类丛书中得到充分肯定和尊重的成果。要在保证质量情况下，真正做出精品、力求成为标杆；要有一定的创造性，这一工程未为人先，但不甘居后。其他地区同类著作的编撰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经验，可以借鉴。我们具有天然的文献优势，有市委市政府的强有力的领导，有苏州各高校和文化部门的大力支持，有省内外专家的鼎力帮助，我们只要投入智力、智慧，肯下水磨功夫，是能够后来居上的。
简而言之，做精品是我们的追求。要做成今天有用、未来仍然有用；知识阶层有用、社会大众也有用的精品；做成与苏州的社会经济文化地位相匹配的传世之作；使之真正成为“不负先贤，泽惠后世”的文化盛事，功在当下、利在千秋的文化伟业。
人物介绍
罗时进，江苏东台人，《苏州全书》编纂委员会副主任，苏州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吴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苏州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苏州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兼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江南文脉工程学术专家等。领衔编纂的《明清才子传笺证》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主要著作有《唐诗演进论》《丁卯集笺证》《地域·家族·文学：清代江南诗文研究》《文学社会学：明清诗文研究的问题与视角》《湖畔仰浪集》等。其中《文学社会学》获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记者手记
保存苏州集体记忆人人可以贡献力量
在今年的江苏书展上，苏州市启动了《苏州全书》的编纂工作。“状元之乡”“院士之城”，读书始终是全民喜爱的生活方式，书香建设也始终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源泉和底色。
多年前跑文化条线时，几乎每年都要盘点苏州图书的借阅情况。苏州人爱书，我这个“占籍”的外地人是见识过的。图书馆假期排长龙；图书借阅有读者一年借了近千本，还做了相关笔记；晒书房活动，市民那些五花八门的家庭书房、书架、读书角，着实令人惊叹；在做园林寻访工作时，少写了一篇，都会收到电话，咨询什么时候写，要做摘录。快节奏的现代人会说，经济社会谁会在乎这些？但是，爱书的苏州人在乎。以前在乎，现在在乎，未来仍在乎。即便如此，听到罗时进教授讲到“罛船教育”和“乡村诗集”，仍感到惊讶、受到震动，说“人人爱书”不为过。
再说人人。不管是义务教育、全面奔小康，还是保护绿水青山，城市建设成果无一不是人人有责、人人享受。9月份，《全书》编纂委员会面向社会征集文献底本，一是1911年及此前苏州籍作者以及曾经侨居苏州或在苏州任职的相关人物代表性著作，包括线装古籍、书画册页、金石拓片、唱本曲谱、手稿书札、家谱家乘等；二是1912年至1949年苏州籍作者的代表性著作，以及非苏州籍作者及机构编著的以苏州为研究、反映对象的各类著述。社会征集贯穿《全书》编纂工作始终。保存苏州集体记忆，人人可以贡献力量。
此次采访也将只是《全书》编纂过程中的一瞬。采访记录近3万字，最终成文6000余字，很多有趣的故事无法全部呈现，在这里仍想提一段雅趣之事。在此之前，苏州大学体育学院教授罗时铭，就编纂《苏州体育史》接受过本报采访（见11月26日《苏州日报》B01版对话江南）。我对体育记者说，罗时铭、罗时进不会是兄弟吧？同事们都笑了：“你想多了，不会吧。”谁知，走进《全书》编纂办公室和罗时进教授说起此事时，他竟笑答：“那是我堂哥。”原来是教授之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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