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古籍文献的目的是要通过规范化的学术方法，使古籍文献为当代学术研究所利用，为当代文化建设作贡献，同时作为一种文化资源，为未来人们在学术上提供凭依，在精神上提供滋养。这也就是所谓“文利天下，纸寿千年”。

 

    用明代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本人的“大历史观”来看，这项工作也是历史学研究。历史学是要力求还原历史过程与因果，总结历史经验和规律，为社会发展提供借鉴。以古鉴今，述古开新，也是古籍整理工作的意义所在。

 

    与某一地域、某一时代、某一文体、某一类别的文献整理不同，《王世贞全集》是对个人著述的整理和研究，怎样看待其价值呢？我们应放到“再现文化巨擘本真”的层面上来认识。从文化发展来说，王世贞是文化史杠杆上的一个重要支点，甚至具有了一定的文化机器引擎力。这是其卓越之处，英伟之处。通过《全集》整理，王世贞的形象得到极大的还原，可论之处很多。从他具有江南文化的典型性、代表性角度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是“文”。人文化成江南，唐宋以后江南就成为一个文化型社会了，这一点已属常识。“文”是建立在“书卷”基础上的，一个“书”字后面连接着嗜书、读书、藏书、著书、校书的许多事实，在每一个方面，王世贞都有生动的实践。如果置于苏州府的范围，明代能够与其比肩的并不多，清代可数的也就是虞山钱谦益、长洲吴翌凤等人，但吴翌凤的文化影响力远不能与王世贞相提并论。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文”人，他所涉及的文体极众，除大量的各类古文和应用性写作外，诗歌、词曲、小说、戏曲，皆能成“家”。他能够成为“后七子”之首，主盟文坛二十年，足显其地位之高。朱彝尊甚至说：“当日名虽七子，实则一雄。”

 

    二是“博”。江南人以博雅著称，其中王世贞堪为典型。他以才高学博著称于史，《四库全书总目》称之“博综典籍，诸习掌故，则后七子不及，前七子亦不及，无论广续诸子也”。概括起来说是“博赡”，进而言之则以博藏、博览、博记、博识、博才、博奥见长。他的博，不是浅层次的“杂项概知”，而是博广之中俱见专深，只要看一看他的史料学的积累，便可知其专精的程度了。清代史家，在王世贞的史学大树上撷取一枝，便可成为专门之学，这显示出其“博”是有高度和深度的。

 

    三是“刚”。江南人的性格到底应该如何总结？普遍地是以“宽柔”论之，这固然不错。但论江南人的性格或人格特征，还是“箫剑”并论较为全面、恰当。可以注意的是，明代的严嵩、清代的和珅，最大的“对立者”都在江南。想到严嵩，就会想到王世贞；想到和珅，就会想到孙星衍、洪亮吉。吴人好隐是痛于世道人心，以退居为良策。王世贞平生，哪怕到了晚年，也是多次辞官，请求致仕，其中见出人格坚守，也见出狂傲自放。从王世贞身上，可以听到江南人的“箫音”，也可以看到江南人的“剑气”，陈继儒《眉公见闻录》论其人“性慧气刚”正道出其“箫”与“剑”的两面。

 

    以上这些，是我过去对王世贞稍加涉猎的印象，同时《王世贞全集》的整理，全面还原了王世贞其人，进一步强化了印象。相信许多读者和我一样，由此可对王世贞及其所具有的“江南特征”有更多、更深入的了解和理解。
 

（作者为苏州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