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9月，苏州商会总理尤先甲收到江震商会同里事务所苏宏的告急信函，事关同里商民的安危。原来自上月下旬吴江同里接连发生抢米风潮后，9月23日上午又有地处镇北的50余户被抢，当地民团只有30来人保卫“司署”，无暇顾及其他，因此他们将这紧急情形飞报驻扎苏城的抚宪衙门，但是信去之后仍未见到救兵，而当地“居民白昼闭户，乱民见衣冠中人，輒威吓作殴打势，商店吃食，见辄抢取”。情急、惶恐之下，他们决定向苏州商会求援。

辛亥年确实是不同寻常的一年，在苏州这样风调雨顺的地方频现抢劫风潮实属罕见。江浙一带连年出现灾情，1911年5月，杭州已出现抢米风波，苏州商界对此十分敏感，虽然苏州人比较“良懦，或不致有所牵动”，但任何事情都不能作百分百的保证，他们担心苏州发生同样的事件，因此苏州商会要求米董蔡健安（蔡恩铨）号召苏城所有米业“起码一种米勿再涨价，零粜妇孺，切属柜友格外和平。注意事关公安，望勿忽视”。此时苏州米业的日子并不好过。江苏的米市首推无锡，上年同期无锡共有存米六十万石，今年则不满三十万石，基本上都被浙江人抢购而去，苏州米商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由政府出面协调，从湖南调拨了八千零十六包湘米，去掉袋皮、绳索实际只有八千石。当时苏州有米店百家左右，以每店日售三石计，那么八千石湘米不及一月就会告罄。蔡健安向商会建议除将湘米发入米店平粜外，另“将仓谷碾碓发店，接济平粜，庶几人心稳固而市廛无忧。”商会看似民间商人组织，但在“柴、米、油、豆攸关民生日用各物，无故高抬藉端垄断”时，有权召集有关商号平定物价，苏州米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统一米价每升减售二文，后减价到五文，对稳定市场起到积极作用。但湘米及仓谷十分有限，减价销售也非长久之计，商会请求酌量减免米谷厘捐，但江苏布政使并没有完全采纳，“各属采办平粜米石，尽可照案给照免捐。所有商贩售销之米毋庸减免，以示区别而重厘饷”。对当局者来说，苏、沪两地一年的米捐约钱六十万，折合银三十万，这是一笔不小的地方财政收入，岂能轻易放弃。

入秋以来，暴风雨侵袭苏州，四乡成为泽国，人心更加恐慌不安，昆山的巴城、常熟的唐市及苏州附近的陆墓、蠡口等地分别出现饥民抢米事件，而各县的米价也飞涨，蔡健安再次被召到商会，讨论米市，稳定米价，他们决定从9月6日起，米店必须有一种米减价五文。江苏布政使左孝同的同年曹邃庵鉴于河南省的面粉、红白薯和小米向来价格低廉，向左孝同提议先了解当前河南的米市行情，一旦觉得价格合适，由公家筹款，商会组织采购。然而还未等来豫米，苏属常、昭、昆、新各县及苏城附近的唯亭、陆墓、陆港等镇“抢米风潮层见叠出”，米源越来越少，米价越来越高，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民间谣言、猜忌四起，朱万成米行被传囤积稻谷一万余石。朱万成米行老板得知这样有损自己形象的传言，立即向苏州商会赌咒发誓，如果囤积之米确有那么多，甘愿充公受罚。

老百姓以食为天，当局者很清楚这一点，责成三丰、朱万成、震隆鸿、同丰润等米行采办平米，按照配额分发各镇，再凭拨米凭照到县衙领取米价，这个办法对于平定米价自然是好事，但对米商来说要支付现金购买无疑增加了负担与风险，因此他们一再要求政府预支一半费用，但并未获准。米业、商会、各级政府之间正为米价高涨影响人民生活、社会稳定而反复商讨办法、周旋之时，吴江同里接连发生乡民纵火焚烧自治公所、抢夺平米与钱财、捣毁司署、抢劫士绅金天翮（即金松岑）家财物等事件，更为严重的是乡民与镇团勇发生冲突，致使一人死亡、三人受伤，而一切皆因缺粮少米而引起。曾任江震商务分会总理的庞元润家首先受到滋扰，但未受到损失，接着乡民们冲击金天翮府上，“连打四进，什物尽毁。争抢各物，巡兵闻信即至，该莠民等胆敢抢夺火器，兵等因势急迫，刺死一人，打伤数人，始纷纷逸去。”第二天，他们再次到金家，抢劫一空，且波及乡邻数十家。

接二连三的事件，加上苏州商会的周旋，迫于形势，江苏布政使司做出了理智的决定，除平米免捐外，“凡在本省界内贩运及外省之米运入苏境者，酌免本省米厘一个月，其他出省之料仍应照捐”。苏州米市暂告稳定，抢米风潮也暂且平息，辛亥革命的炮声也正从远处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