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著名的藏书楼过云楼传到第三代、书画家顾麟士手上时，他除了继续收藏书画外，特别关注宋元明等善本孤本，丰富过云楼藏品。但一直以来有人撰文说，过云楼的书画尽人观赏，而古籍珍本则秘不示人，当年藏书家傅增湘来苏时几番请求才得以观看，并须遵循顾麟士提出的只能看不能抄的“苛刻”条件，最后凭着傅氏超人记忆，每晚记下白天所过目之书，且于上世纪30年代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发表其编纂的《顾鹤逸藏书目》。顾氏后人顾笃璜先生对此种说法一直持否定意见，认为祖父绝对不会这样，也鲜有人有这么好的记性。真相如何，不得而知。偶尔读到傅增湘写给顾麟士的三通书信，了解到傅增湘确实到过云楼观书，并向顾麟士求书求画。

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四川省江安县人，光绪年间进士出身，既在清朝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又在北洋政府时期做过教育总长，但他最爱藏书，是继杨氏海源阁、瞿氏铁琴铜剑楼等清代四大藏书楼之后的又一大家。他一生所藏宋金刻本一百五十种，元刻本善本数十种，明清精刻本、抄本、校本更多，总数达二十万卷以上，除了在藏书、校书方面具有影响外，在版本学、目录学方面颇有建树，堪称一代宗主。

在写于11月22日的第一通信中，傅增湘提到自己入阁已过一年，他于1917年12月4日出入教育总长，直至1919年5月，由此推断此信有可能写于1918年。傅增湘坦率地向顾麟士提出要求，即他前年在苏州顾麟士家看到与其家乡有关的两种藏书：“一为眉州杜大珪之《续碑传琬琰录》，一为《龙川略志》，弟均拟刊入《蜀贤丛书》”，希望顾麟士能割爱转让。同时，傅增湘表示，如果顾家不愿“惠让”，那么是否可以借阅，“或影钞一部，或校勘一通”，为了消除顾麟士的疑虑，傅氏提出“交部挂号，万无一失”，校勘完毕立即奉还，不会拖延。然而傅增湘还是考虑藏家对物品的珍爱之心，也认识到北京苏州毕竟路途遥远，取归不易，于是又提出了一种新办法，即运用照相机技术，书不用“远行”就可以达到目的，而他将“托沪友携照相具到苏，将原书摄影，一分记只数十页”，这样的速度只需两日就可以完工。最后，傅增湘说只要顾麟士不“斥其妄、笑其愚”，哪怕只借一种藏书，那么这不仅是傅增湘之幸，更是“吾乡先辈冥中百拜所求者也”，说得令人心动，或许唯有爱书成癖的人才会说得如此真切与动情。傅增湘点名所要的两种书均为宋本，《续碑传琬琰录》全称为《皇朝名臣续碑传琬琰录》，而《龙川略志》《龙川别志》则是苏辙所撰，皆是重量级的宋刻本，这自然引起傅增湘的高度重视。

目前没有看到顾麟士的回信，但从傅增湘的第二通信函中，可以获悉顾麟士对于傅增湘提出或借阅或影钞或拍照两种书的要求，只同意影钞《龙川略志》《龙川别志》，而且并不采纳照相这种新法。历代藏书家对抄书很讲究，纸张与抄书人的选择同样重要，产于浙江开化而命名的开化纸是清代以来最名贵的一种纸，因其质地细腻、柔软洁白、薄而韧性强成为清廷宫内专用纸。傅增湘专程从北京寄纸到苏州，在第二通信中写道：“开化纸觅得数十纸寄呈，敬希代属善书人摹写《龙川别志》，以践前宿约。”他又与顾麟士相约“霜叶飞红，南游有日”，同时傅增湘还惦记着顾麟士的画作，希望到苏之时将顾氏“允赐”的画作与影抄的书一同带走。

第三通信则写于10月17日夜，傅增湘告诉顾麟士已结束杭州的旅游，准备19日到苏州拜访他，同时询问所允诺的画作是否已经脱稿，是否已请人用开化纸摹临《龙川略志》？他称赞这本书为“海内孤帧”，因此务必要请文士善书的人“著意摹临”，提出顾麟士的友朋中有无钱罄室、金耿庵这样的高手？表示事成之后，一定给予丰厚报酬。

顾麟士（1865～1930）是顾文彬的第六个孙子，字鹤逸、谔一，自号西津渔父，别署西津、鹤庐、筠邻，擅长山水画，是晚清民国画坛名家，初学清“四王”，后追宗元明诸大家，自成高格，曾与吴大澂组织怡园画集，出版过《顾鹤逸山水册》《顾鹤逸仿宋元山水册》等画册。傅增湘在求书的同时，不忘求画，三封信中两次提到画事，这多少反映了顾麟士作品的魅力。

1926年，顾麟士将请人所抄的《龙川别志》《龙川略志》寄到北京，傅增湘写下题识：“丁卯六月十七日，晨起校影宋本四卷本，原本藏吴门顾鹤逸，其详别记之，藏园居士。”他为影印宋本《龙川别志》《龙川略志》作跋：“乡人李香严廉访旧藏宋刊本《龙川略志》《别志》，号为孤本秘笈。廉访身后，箧藏尽散，是书为吴门顾鹤逸所得。辛亥以还，余数数往来吴中，因识鹤逸于怡园，获观是书，昨岁更影写一本相寄，将以入吾《蜀贤遗书》中。”目前国家图书馆珍藏的影印宋本《龙川略志》《龙川别志》就是傅增湘从过云楼“求”来的。

顾麟士曾为傅增湘画过《双鉴楼图》，请苏州人章珏题诗，此画当为傅氏书信中所求之作。傅增湘也为顾麟士从北京代购了明洪武《苏州府志》，这段故事流传较多，不在此赘述。洪武《苏州府志》连同《龙川略志》《龙川别志》等一起珍藏于南京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