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是稻禾的故乡，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苏州一带就有了比较成熟的稻作（大米）生产。历代文献还证实：苏州的稻作生产，规模很大，大米除了供当地所需之外，很早就作为税粮和商品大量外运。

　　明代时，苏州作为天下粮仓的地位越显突出，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农田平均每亩征收税粮为3.46升，而苏州府农田每亩征收的税粮却高达28.53升，苏州实征税粮274.699万石（主要为稻谷，麦只占2%左右），竟占全国税粮总数的11%，多过当时四川、广东、广西、云南四省税粮的总和，后来税粮越征越高，以致唐寅《姑苏杂咏》中感叹道：“四百万粮充岁办，供输何处似吴民。”

　　既盛产鱼虾，又为“天下粮仓”，苏州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

　　于是，人们把“苏州”的“苏（蘇）”字与鱼及禾稻联系起来，把“苏（蘇）”字析成草字头、鱼、禾稻三部分（灯谜中称作“拆字”），会意成“水草丰美、鱼米之乡”。这种拆字不仅自发明之日起广为流传，而且历来为苏州人津津乐道，因为十分符合汉字的“六书”之说，即汉字有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种。

　　按照传统“六书”，苏州的苏（蘇）字，被认为是“形声”字，从艸，稣声，即它是一种植物，故用草字头，音读作稣。打开所有字典，

　　都指出苏的本义就是一种植物——一年生草本“紫苏”，《尔雅·释草》云“苏，桂荏”，这是一种有特殊香味在古代被称作“荏”的草类，也即是汉代枚乘在他的名篇《七发》中所说的“秋黄之苏，白露之茹”的苏。古代又称柴草为苏，《方言》卷三：“苏、芥，草也。江、淮、南楚之间曰苏，自关而西或曰草，或曰芥。”后来，苏的引申义又有了割草（樵苏）、更生、缓解（苏息）、醒悟、下垂饰物（流苏）、满、悮、朝向（音“溯”）、酥等意思。然而，所有这些包括其他与“苏”组成的词汇，都没有盛产鱼米或鱼米之乡的意蕴在内。也就是说，早先“苏”字从来没有被会意或转注为“鱼米”的。

　　那么，当初首先将吴地这个都市称作“苏州”，又是什么意思呢？

　　历史上，第一次用“苏州”称名的，是在隋朝。隋朝在灭了南陈后，于开皇九年（589），将这块被南陈称作“吴州”的地方，改称“苏州”。为什么改名苏州呢？原来城西面有座“姑苏山”很出名（姑苏两字，姑是当地土语发声词，无义，苏才是它的真名），故取名苏州。如同国号“勾吴”一样，勾是当地土语发声词，无义，吴才是国名。其实姑苏原来应是称作姑胥的，也即“苏”原来还应写作“胥”，“胥”指的也不是开建苏州这个阖闾大城的伍子胥，而是早先佐助大禹治水有功的将军（部落首领），他的名字叫做胥，姑苏原名姑胥，就是为了纪念“胥”的（汉王符《潜夫论》：“盖胥者，佐禹汉水有功，封于吴者也。”）“胥”与“苏”两字吴语音近，胥转音为苏，姑胥也就转音为姑苏了。《国语》《史记》就把姑胥称作姑苏。

　　在吴地口语中，苏字与胥字读音确是非常接近。我们还发现：即使在通行的平水韵中，胥属“六鱼”，与鱼、梳、蔬、书、舒等均在“鱼韵”中，而苏属“七虞”，与虞、须、吴、乌等均在“虞韵”中。两字确实读音相近，取用苏字，只是取了与原来的胥字相近音或只是胥字转音而已，是取用当地地名发音，借用老地名而已，根本没有什么微言大义，更与“盛产鱼禾”风马牛不相及。后人对“苏”字所谓“盛产鱼禾，鱼米之乡”的析义，是一种附会，或者说就是一种误会，偶然巧合。

　　但正是苏州这块地方，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四季分明，气候宜人；地利——太湖流域，土壤肥沃；人和——吴民的勤劳、机灵、包容、开拓），决定了它必然成为鱼米之乡，而这个附会就是天注定了。

　　有趣的是，对“苏”字的这种并非符合“六书”的解释，不是近现代人的发明，而是“古已有之”。卢熊《苏州府志》卷第四十六“辩证”一节中道：“姑胥台，台因山名，合作胥。今作苏者，盖吴音声重，凡胥、须字皆转而为苏，故后人直曰姑苏。隋平陈，乃承其讹，改苏州，或者谓胥与输音相近，兵家不取，或又谓吴中鱼禾所自出，苏字兼之，故曰苏，亦无据。以《吴越春秋》《越绝》二书考之，一作姑胥，一作姑苏，则胥苏二字，其来远矣。”卢熊系元末明初人，所著的《苏州府志》刊于明初洪武年间。他对“苏”字析为“鱼禾”并不赞同，但还是把它记载下来，这说明，至迟到元末明初，通过解析“苏”字来附会苏州是“鱼米之乡”的说法，已经很流行了。600多年来，此类说法不仅没有式微，反而越演越烈，许多人更是深信不疑，或认为是天意，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苏州被看作“鱼米之乡”，绝对是由来已久，且举世公认。

　　今天，我们对苏州或者苏字的理解，析字作“鱼米”也好，误会作“天意”也好，已庶几近乎文字游戏，揭开它的神秘外衣及种种穿凿附会，我们发现的是一个富庶的苏州，宜居的苏州，诗意的苏州，天堂般的苏州，物阜民丰的苏州。苏州之所以成为苏州，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具备，从不欠缺，就这点而言，真的就是：“苏”字天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