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伯十九世孙寿梦，是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苦心经营十数年，吴国逐渐强大。

　　寿梦有四个儿子：诸樊、余祭、余昧和季札。他认为小儿子季札最为贤能，想把王位传给季札。诸樊、余祭、余昧也都同意父亲的想法，愿意“诚耕于野”。但季札认为父亲这是“废前王之礼，而行父子之私”，坚决不肯继承王位。寿梦临终前嘱咐：“昔周行之德加于四海，今汝于区区之国，荆蛮之乡，岂能成天子之业乎？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国以次及于季札。”（《吴越春秋·卷二》），一是希望后继者不要屈居于区区之国、荆蛮之乡，要使吴国成天子之业；二是强调了兄终弟及的传位方法，最后“必授国于季札”。

　　诸樊是牢记并践行父亲嘱咐的，他继承王位之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徙吴”。关于这一点，《世本》曾有记载，并为《史记·集解》所引录，记于吴王诸樊元年（前560年）条之后，但迁吴至于何处？没有更详细的记载，因此终成吴国历史上的一个谜。

　　有个地方叫“南宫”

　　苏州以前的乡镇名，有不少与吴越春秋的历史有密切关系。木渎一带，曾称胥台乡；甪直一带，称为吴宫乡；而光福以南，木渎以西，香山附近，则被称为南宫乡。南宫乡的名称，据历代志书记载，自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开始（宋以前缺载），历经元明清三朝，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这900多年时间里一直被沿用着。这一乡名表明：春秋吴国的“南宫”，应该在这一乡区的范围内。

　　关于“南宫”，史书和吴地方志中不乏记载，而它的确址，以明洪武卢熊所纂《苏州府志》的记述最为详备。“南宫乡，在吴县界，亦吴王离宫。今小院岭南，尚有两石门臼，宛然相对，在断浜尽处”。这一记载说明直到明代初年，南宫尚存遗迹。张郁文所撰《木渎小志》中，也有“南宫，在香山小宴岭南，亦吴王离宫”的记载。还记述：“香山，与穹窿毗连，南址近太湖为胥口，昔吴王种香草于此，遣西施及美人采之，故名。下有采香泾，通灵岩山。其山麓有南宫。山北地有大园，小园者，皆吴王艺花处也。或作大晏岭，小晏岭。”卢熊《府志》是值得信赖的。因为卢熊治学严谨，所撰《府志》，王鏊曾盛赞其为“详而赡”。这部《府志》是卢熊与其弟熙及其子彭祖三人，“扁舟田野，从故老访问，久之始成书”的（民国《吴县志》卷80《旧序》）。说明南宫的这些遗迹，是他们实地调查，取得的考查成果，补记进了自己的著作。《木渎小志》《香山小志》能够详载，应该是占尽了“地近易核”的有利条件，因此这些小志的记载，也当可信。

　　根据这些记载，笔者早年在吴县文管会工作期间，曾到香山嘴、石桥村、下陈村等地作过考古调查，但地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未能发现什么重要线索，连小晏岭上“宛然相对的石门臼”也没能找到。通过实地调查，发现这里的地理环境非常好：背依香山、穹窿，西南均临太湖，东有胥山、皋峰，这一山间平原虽非通都大邑，但从军事角度考量，远优于遍是湖荡的无锡梅村。于是笔者产生了南宫当为诸樊徙吴之地的猜测。学术上对南宫的确址没有什么疑议，争论最激烈的，就是“南宫”的属性问题，即“南宫”究竟是诸樊徙吴之地，还是阖闾“徙治胥山”的离宫？持“离宫”说的专家还将观点写成《南宫考辩》的署名文章，发表于2007年《苏州史志》总第32辑上。综合《考辩》一文的观点认为：

　　一、南宫是吴王阖闾的离宫。“其建造年代不会早于王僚十二年（前515年），专诸刺王僚之前，也不会晚于阖闾三年（前512年），孙武以兵法十三篇晋见吴王之后，当在阖闾二年（前513年）为宜。”（引自《南宫考辩》）。

　　二、诸樊徙吴应至于阖闾故城。在阐述迁都是寿梦的临终遗言，诸樊自当遵守，以及寿梦生前已在今苏州建立了临时性都城等理由后，还引用了《史记·吴太伯世家》、宋·范成大《吴郡志》录《世本》注说“诸樊徙吴，按即今苏州”、明正德王鏊《姑苏志》卷16《城池》“府城即阖闾故城，自太伯城梅里平墟，诸樊徙都于此”等文献记载，以论证自己的观点。

　　“南宫”当为“诸樊徙吴”落脚之地

　　笔者对于《南宫考辩》作者的观点存异议，认为“诸樊徙吴”，很可能即迁至南宫，今苏州城西胥口附近。这里应该是诸樊迁吴，至阖闾建城前吴国政治中心的所在。理由有三：

　　其一，诸樊先祖“太伯奔吴”初到之地，史籍上有较详尽的记载，并确指：“太伯所都为吴，城在梅里平墟，今无锡县境”（《吴越春秋·吴太伯传》）。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镇江地区的考古工作者，依据1949年后在镇江地区发现大量的西周墓葬资料，曾大胆提出“太伯奔吴先到镇江地区”的推论。在此笔者不想加以评论，但是无论无锡梅里也好，镇江地区也好，均在胥口之北。“南”是对应于“北”的，所以才称“南宫”。如果阖闾让伍子胥相土尝水，筑吴大城之后，再设离宫于胥口，则当称之为“西宫”，因为胥口在阖闾城西，而不应该称之谓“南宫”。

　　“南宫”创建的年代，当在诸樊元年（前560年）或稍后，绝不可能晚至王僚十二年（前515年）。因为这一年正好王僚被公子光刺杀身亡，难不成他会为方便公子光的刺杀行动，而有意建造“南宫”。同样也不可能是吴王为接受孙武进献兵法而特意建造的宫殿。

　　其二，诸樊徙吴，应该是基于其父的临终嘱咐。但诸樊迁居南宫，完全是一种尝试性的行动。南宫对于吴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作用和地位，是经诸樊、余祭、余昧、吴王僚和阖闾前后五代君王五十多年的经营才逐步显现出来的。

　　其三，为什么这里被称为“南宫”，而不称为“诸樊城”或“吴王城”？首先，因为“诸樊徙吴”之后，并未在此建造城廓。尽管后来，南宫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吴国旧有的都城，但仍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都城，这才会有阖闾称王之后，伍子胥立即提出“凡欲安君治民，兴霸成王，从近制远者，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禀，治兵库”的建议，才有了伍子胥相土尝水，构筑阖闾城的行动。另外，可能诸樊、余祭、余昧三代君王受其父亲“兄终弟及”传位意图的影响，把自己当吴王看成只是临时性、过渡性的。尽管他们伐楚，伐越，通晋，救徐，抵御楚、陈、许、顿、沈、徐、越等国的联合进攻，在吴国强国富民的伟业中起过很大作用，但他们很少顾及自己的名利。特别是诸樊，数次要提前让位给季札，甚至还“诸樊骄恣，轻慢鬼神，仰天求死”（《吴越春秋》），希望尽早将王位传给季札。在这种情况下，诸樊不太可能将南迁之地命名为“诸樊城”。

　　如果“诸樊徙吴”即到今天的苏州，王僚缘何会在“南宫”附近被刺杀？阖闾当政之后，伍子胥为何还要提建议、“相土尝水”选址构筑阖闾城？阖闾又为何要到南宫去会见孙武？还不远数十里，将宫女带到南宫附近的校场山上，让孙武去演练阵法？……这些都很难说通。

　　另外，《史记·吴太伯世家·正义》载：“吴，国号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孙寿梦居之，号句吴。寿梦卒，诸樊南徙吴。至二十一代孙光，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这段话有好多层意思。诸樊南徙吴后面，用的是句号，说明一层意思已经结束。“离宫”说却将前一句“诸樊南徙吴”与“今苏州”连起来，而将“至二十一代孙光，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省略了。《吴郡志·卷四八·考证》原文：“太伯旧城，《史记正义》云‘太伯居梅里，属今常州无锡。去此东南六十里，十九世孙寿梦居之。二十一代孙光，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是也。’《世本》又云：‘诸樊徙吴安，即今苏州。’二说不同。大抵泰伯之后，吴自梅里凡三徙，而定居于今郡城，中间迁徙不出数十里之内也……”。《吴郡志》主撰对《正义》和《世本》的二种说法本身存疑，所以将其都列出来，供大家分析、判别。同时还提出“吴自梅里凡三徙，而定居于今郡城”的观点，推断：“中间迁徙不出数十里之内。”如果诸樊直接徙至今之苏州，还有什么“三徙”可言？

　　所以笔者认为这些文献恰恰可以说明：

　　诸樊南徙，并没有废“北城”而建吴都，一直保持着“北城”、“南宫”并存的局面，而直到阖闾时，构筑吴大城，才真正“自梅里徙都”至今苏州。

　　诸樊南徙，建立南宫之地，应该就在香山附近，因为这里符合范成大《吴郡志》所述：“三徙”和“中间迁徙不出数十里之内”的推断。

　　古人遣词造句都是很严谨的，细读这些文献，还可以发现，在表述吴王离宫的句子前，均有“亦”字，如卢熊《府志》：“南宫乡，在吴县界，亦吴王离宫……。”王鏊《姑苏志》：“南宫在吴县界，亦吴王离宫”。冯桂芬《府志》，民国《吴县志》也都如此。最为贴近的《南宫虞志》也记述为“南宫乡在吴县界，亦吴王离宫”。如果确指它是吴王离宫，当用“即”字，表述为：即吴王离宫。而“亦”，则作“也就是”解。说明其所述物体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属性，这就说明“南宫”不单单是阖闾的“离宫”。完整的表述应该是“南宫乡，在吴县界，吴王诸樊南迁之宫，亦阖闾之离宫”，笔者更倾向于这样的理解。南宫对于吴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军事方面有着不可替代重要的作用，所以在吴国都城建成后，阖闾和夫差仍不愿放弃它，要把它立为“离宫”。甚至夫差在最后逃遁的过程中，仍想到南宫“西畈可以藏匿”。以图利用南宫，改变国灭身亡的悲惨结局。

　　诸樊徒吴到南宫，这里是经数代君王经营，并在阖闾筑吴大城之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只有这样，专诸刺王僚，阖闾、伍子胥筑吴大城，孙武演兵斩姬及拜将等许多历史传说才说得通。

　　南宫是苏州城西一处重要的文化遗址，至今还保存着拜将台（蒋墩）、校场山，二妃墓、隐兵坞、舟山、炙鱼桥等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遗存。通过这些方面的调查、研究与保护，有望补上吴国历史记载的缺环，使吴文化研究更加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