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缝纫机作为舶来品之一进入苏州，随之带来修理业的起步发展。旧时，人们习惯称缝纫机为“洋机”，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民国元年（1912），“申昌缝纫机号”在史家巷64号开张。老板徐姓，后由其子徐炳卿接任。徐炳卿作为苏州人，曾经在上海胜家缝纫机公司做过多年修理工，深谙缝纫机的技术装配与维修套路。“申昌号”在其管理下如鱼得水，先是主营维修业务，后发展至维修兼营缝纫机装配业务。这是苏州最早出现缝纫机维修的店作。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由张振凡主管的“上海胜家缝纫机公司苏州分店”在观前街开业。民国三十二年（1943）八月，由贺荣春经营的“荣昌”和丁长发经营的“美新”缝纫机修理店相继挂牌，继而呈现荣昌缝纫机号装配“帆船牌”缝纫机，美新缝纫机号装配“丰收牌”缝纫机的格局，所有零部件均购自上海。这些店作实行前店后坊、工商合一、维修兼组装的经营模式。在此期间，“荣昌”还代为上海“协昌”“珊瑚林”两家缝纫机厂推销“无敌”与“鸳鸯”两只牌子的缝纫机。但它们的店作规模都不大，通常技术工作均由老板自己兼任，手下再招雇工人或学徒若干。生意旺时，月销也就10余台缝纫机。至四十年代后期，除观前街上海胜家分店较兴隆（后台是外资企业）外，其余数家经营状况平平，有的甚至濒临倒闭。

　　旧时的缝纫机，既是舶来品，更是奢侈品，价格自然不菲，购买对象除城镇服装店、裁缝铺外，还有少数殷实人家。那些散布在城门脚畔的缝补小店，也有缝纫机，但往往是二手货或旧机翻新。那时，谁家要是有台“洋机”，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往往令人刮目相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州缝纫机修理业在政府扶持下迎来新生。1953年初，参加苏州机械业同业公会的私营缝纫机号，就有以“福昌”“荣昌”“顺丰”“美新”“鸿昌”等为主的16家，其中12家为独资经营，4家为合伙经营。市里专门安排中百公司和供销社为他们的装配产品提供代销，助其生存发展。当时，属于经营状况较好的是“福昌工场”。这家开在观前街79号的店作，于1952年8月创办，装配的成品缝纫机为上海“幸福牌”商标。由于装配上既注重工艺技术质量，又推出实行三包修理业务，加之顾客对上海货历来比较钟情，因而市场销售十分看好，年平均装配（售出）缝纫机近千台。

　　1956年，全市进入公私合营和合作化高潮。当年10月，以“福昌”缝纫机工场为基础，并入“荣昌”“润昌”“鸿翔”3家工场，成立“公私合营苏州缝纫机厂”，职工24名，继续以装配上海“幸福牌”缝纫机为主，由中百公司代销。

　　与此同时，顺风制针工场单独成立“公私合营顺风针厂”，仍以生产缝纫机针为主。1958年，苏州缝纫机厂和顺风针厂合并为“公私合营苏州缝纫机器厂”，厂址迁到西花桥巷4号，职工为230人，当年试制成梭床、挑线凸轮等缝纫机零件22种。1964年，试行“托拉斯”集团制。后根据江苏省安排，苏州缝纫机器厂改名为“江苏省南京缝纫机总厂苏州分厂”，专为南京总厂配套生产缝纫机零件。1970年年末，缝纫机生产又恢复苏州市管辖，厂名更改为“地方国营苏州缝纫机厂”，成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并开始实行缝纫机整机生产，从而改变了历史上苏州只能装配缝纫机的状况，实现了质的根本转变。

　　1973年，苏州缝纫机厂成为全国生产缝纫机的定点企业，主要产品系“卫星牌”家用缝纫机及各种缝纫机零配件，年产整机达7万台。1978年，苏州缝纫机厂迁至娄门糖坊湾新址，实现扩大再生产再发展。在此期间，在西花桥巷原厂址建立“苏州缝纫机零件厂”，由原缝纫机厂熟铁零件车间等组成。同年9月，大新电池附件厂改为“苏州缝纫机针厂”。1979年10月，苏州棉麻漂炼厂改组为“苏州缝纫机台板厂”，地址在山塘街554号。两年后，苏州缝纫机厂与上方山农场合资建立缝纫机零件二厂，从而组成苏州缝纫机行业配套体系，包括缝纫机整机、针、台板、零件等企业。

　　1981年起，该厂整机和零件开始按国家质量标准生产。缝纫机由“卫星牌”改为“凤凰牌”，产品不仅畅销全国，而且出口东南亚、中东及港澳地区，缝纫机零件为全国10多个省市、20多家同行配套。至此，苏州产缝纫机在神州迅速崛起并享誉良好声名。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始，苏州缝纫机行业借助改革开放大潮，发展势头十分看好，尤其是从1985年至1987年之间，该厂同中国标准缝纫机公司合作，生产家用缝纫机达百余万台。之后，受市场成衣业崛起的影响，缝纫机销售日益萎缩，再加上其它诸多内外因素制约，曾经辉煌的苏州缝纫机业开始下滑，并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然而，值得老苏州人自豪的是，“凤凰牌”家用缝纫机在当时是一只响当当的地产名牌，是那个年代苏州青年男女结婚必备的“四大件”（凤凰牌缝纫机、苏州牌手表、飞鹿牌自行车、长城牌电扇）之一。由于产品供不应求，“凤凰牌”缝纫机在当时可是一票难求（凭票供应），购者甚至往往要千方百计托人“开后门”方能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