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6月8日的夜晚，心情烦闷的章伯钧独自一人到史良家中做客，为的是表达对当天《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的不满。他说了很多，最后说了一句：“将来胡风、储安平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几百年后才有定评……”

 

储安平真的成了历史人物。一是因为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发表了“国共民主多少与有无”的看法（原话为“老实说，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与‘少’的问题，假如GCD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有’‘无’的问题了。”）。二是1957年6月1日，他在中共整风座谈会上，提出了震惊朝野的“D天下”的观点。这在1957年短暂的春季是中国知识分子“飙”出的最高音，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是最高音。

 

6月11日，章伯钧来到刚递上辞呈的储安平家中。两个人都是岌岌可危，他们谈到未来。章伯钧说：“老储，你年龄不大，又有学问和眼量，可以多研究些中国的思想问题。依我看，今天能够看到五十年以后的事的人还没有。”

 

时间已然过去六十载，回顾往事，可谓百感交集——

 

一方面，深感储安平果真是个历史人物。自民国以来，特别是自1949年以来，从大陆范围来看，能站得住、又让人记得住的文人，有几个？陈寅恪是一个，储安平是一个，还有呢？有的人还是很不错的，但出于各种情况或被淹没，或被淡忘。而储安平和他说过的话，连同他的《观察》以及他的死亡，像云一样在天空飘散，如河一般在大地流转，被越来越多的人咀嚼、记忆和怀想。我在“往事”一书里形容储安平：面白，身修，美丰仪。万不想这七个字在网上也是千百万次转发，不可思议的神奇和美妙！并非是我写得好，储先生就是这个样子。有样子的人，历来不多。

 

 

另一方面，深感中国的诸多问题依旧，有的好像还更严重了。这里只引用资中筠大姐的一句话：“一百年了，没有长进，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话说得让一些人很反感，但说对了。

 

请愿学生到了南京，集中在中央军校大礼堂。蒋委员长莅临训话，要学生或返校读书或去孝陵卫当兵，不得再生事端。眼看事情就要告一段落，这时突然有个学生跑到讲坛，指手画脚地讲了一通，抨击政府不抗日……没人知道他是谁，只有光华的学生认出来了，他叫储安平。

 

储安平不是政治家，不是思想家，他乃报人，是真正意义的报人。储安平一辈子的生活和命运都与报刊、出版、新闻、言论相联系。朝于斯，夕于斯。因它而声名鹊起，因它而“一败涂地”。这里，有必要对其从业履历做一个简要介绍——

 

1932年7月光华大学毕业。

 

1933年7月进入《中央日报》副刊“中央公园”，从事编辑工作三年。继“中央公园”之后，开辟“文学周刊”。

 

1936年编辑出版文学期刊《文学时代》。

 

1938年1月从英国归来，6月重回《中央日报》创办《平民》副刊。

中日战争爆发，储安平在国立师范学院（湖南安化县蓝田镇）任教期间，1943年与夫人端木露西创办袖珍书店。

经历婚变，储安平奔赴桂林，1943年冬进入《力报》，任主笔。

 

1945年7月在湖南辰溪县受聘于《中国晨报》，任主笔。两月后离任，赴重庆。

 

1945年10月在重庆创办《客观》。

 

1946年在上海创办《观察》至1948年12月被查封。

 

1949年11月《观察》在北京复刊，1952年停止经营。

 

1952年4月担任新华书店总店第二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事业管理局副局长。

 

1957年4月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6月被撤职。

 

 

 

 

 

 

 

 

这里，我先问一句：何谓报业？报界前辈戈公振先生在《中国报学史》一书里，有精辟的阐释。戈氏认为：它是社会公共舆论机关，就是以揭载新闻为主，反对报纸的党派性，除军事上有时必须保守秘密，其他一切消息皆可开诚布公的宣布于民众之前，使多数人“能了解政治问题，能自下而上的判断，进而监督报纸，强制政治家，使自觉其责任的重大。”它于国家的进步，自是有非常重大关系。也正是基于报业的这个本质，当年的傅斯年才对胡适说：“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储安平非但深谙此理，且为终身之志，通过公共论坛干政。国民党执政他无情揭露国民党，共chan党执政他尖锐批评共chan党，恪守报业“中立、客观、理性”的宗旨和“独家，独特，独到”的本性，以及报人必须具备的魄力、眼光、担当等职业精神和素养。这是一个很高又极严的从业标准，远远超过加入某党、某派的条件。

 

“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储安平始终游离在国共两党之间，别看他先后参加了民主同盟和九三学社，其实他也游离在民主党派之外。无涉军政，不党不派，他的心只守着一个“社会公共”空间，并在此安身立命。胡愈之搞报纸、搞出版，他是（党的）新闻工作者，不是报人。储安平搞报纸、搞出版，他是报人，不是新闻工作者。说句大不敬的话，任何党派（包括强大的党派）对储安平自由主义灵魂和报人的天职本性来说，都太窄，也太矮。说他有政治野心，那才是活天冤枉！他自己就曾这样说过：“滔滔今日，有多少人能一往直前地为理想而生活，有多少人能咬紧牙关从事这样一种清寒艰苦的事业。”储安平是把一张报纸、一份期刊，当作清寒艰苦的事业干的，以此启迪民智，以此振兴国运，以此实现人生理想。这就是储安平。

 

办报，要有办报的头脑、胸襟、能力及手段。储安平样样具备，要啥有啥。

 

远的不讲，拿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来说，自跨进北京西单石驸马大街的第一步，便毅然决然地按照自己路数、理念真刀真枪地干起来。半是痴狂,半乃性情。他宣布《光明日报》不能机关化，要报舘化；党报工作经验已经过时，当回到从前旧报传统；年轻记者更要以1949年前的老报人为榜样；撤销了编辑室，所有的稿子直送总编室，自己都一一要看过。他明确新闻记者的首要任务是写新闻，新闻就是要抢先，就是要独家；社论少写，那种歌功颂德、教条主义的社论不要再写。正值“大鸣大放”，储安平立即派八批记者，分三路到全国各地调查。得知清华大学在研究改变党委制的问题，他第一时间派人去采访。从5月7日到6月2日，《光明日报》均在头版刊发民主党派和高校关于取消党委制的报道，重量级的东西，一个接一个地甩了出来……这是啥做派？这叫报人办报。要么不做事，要做就做成一流，储安平就在这短短八十天之内，让这张民主党派机关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才气过人，也傲气凌人；严于律己，也苛于待人。拙作“往事”出版后，我和《光明日报》的几位老编辑有些交往。吃饭，聊天，几乎所有的话题都围绕着储安平。

 

他们告诉我：储安平太能干，大家都佩服他，也都怕他。

 

我问：为什么？

 

答：头天布置任务，第二天就被叫去询问——做得怎么样了？

 

储安平管得太细，太严，手下人跟不上，也受不了。所以到“反右”阶段，储安平在《光明日报》的会议室被斗得要死。手下人恨他，当然，有的是假恨，有的是真恨。 这让我不由得想起老舍说的话：一个人爱什么，就死在什么上。

 

最后，我想强调储安平是个作家，极为欣赏他写的《英国采风录》。自从国门大开，到英国留学、旅游、经商、访问，乃至移民定居的人无数。几十年间，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写下数以万计的访英散记、游记、札记、日记、笔记，这些文章或多或少、或深或浅都是在议论和描述英国和英国人。这样说，那样讲，写来写去，比来比去，依我看它们都不及储安平在抗战逃难岁月，用五个月的时间（1944年11月——1945年4月），于僻远的湖南溆浦县写下的《英国采风录》。书中，对英国王权的更迭，自由传统的特征，议会政治的源流，种族的历史以及贵族的形成，都做了详尽又风趣的介绍。作为研究者，它是极有价值的参考；作为读者，它则是爱不释手的佳作。储安平文字功夫了得！尤喜末尾几章，英人的性格、气质、习惯、性情，乃至雨伞、茶壶套，无不写得准确凝炼，但又是在娓娓道来，仿佛感受到从远洋飘来的微风与水气，让你获得满足和感动，这与我们那些浑浊僵硬的东西完全不同。显然，储安平被英国的经济发达、民主政治和良好社会风尚所深深吸引。那时的他对中国的落后与黑暗已然是痛心疾首，但是他能把愤世嫉俗的情绪掩藏起来，而采用理性的剖析和平静的讲述，太成功了！冷峻的美丽比汹涌的强悍，更令人过目不忘。时隔七十载，重读“采风录”仍能产生强烈的共鸣。

 

由于命运，由于个性，储安平的个人生活也很不幸，妻子已分手，子女多疏离。最后一个探视他的亲人是女儿储望瑞的丈夫熊荣光，“文革”爆发，红色恐怖扫荡北京城。这个在北郊农场工作的青年骑上自行车，揣着两个农场自产的水蜜桃，悄悄进城看望岳父——

 

所有门窗都是敞开的，任人出入。储安平静坐床边，室内空荡无物。熊荣光问一句，他答一句，不问则无话，遂将两个水蜜桃放在岳父的手心，不敢久留。出门回望，储安平一手捧着一个桃子，仍然静坐床边。这竟是他最后时光的人生镜头。

 

储安平江苏宜兴人氏，五十七载斯文遂绝，英雄献祭在国，魂兮归来在乡。于今唯留衣冠，何其悲也！

 

2015年5月写于

北京守愚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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