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还在，人去了

 

　　我对山塘街的印象多半因为街上有很多石牌坊，有的蜷缩在人家的院墙里，有的残缺不全地站在路边，也有的堂而皇之地当街挺立。石牌坊的坊额、坊柱上刻过一些字，多半已模糊不清，也懒得去深究了。因为刨根问底，多半是一个节孝之类的故事。

　　七里山塘到虎丘，数数一路上的石牌坊，据《桐桥倚棹录》记有54座，多为节孝坊，看得人头晕目眩。即便拆毁、失落了许多，残存的石牌坊之多在苏州街巷中也是名列前茅的。石头是冰冷的，没有温度，可是它作为某一时期、某一个人的历史见证，为人们提供了仿效和研究的参照。如著名画家吴冠中所说：一“座牌坊就是一座中国古建筑的标本，代表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其集雕刻、绘画、匾联文辞、书法等多种艺术于一身，融入了古人所推崇的道德和生活理念。不过，这些冰冷的档案尘封已久，擦去落在石柱上或废址上的尘土，我们可能看见躲在牌坊和废址背后的那些哭泣的眼神，耳边挥之不去的嘤嘤悲泣。历史有时是冷酷无情的，炫耀的代价往往是一生的辛酸。想到此，我对那些石牌坊好像有一种本能的抵触，在靠近山塘的新村里住过数十年，黄昏常去山塘街上走走，那时也还没这般热闹，星桥以东冷冷清情的几家店铺已然打烊，几盏路灯眨着昏黄的眼睛。从星桥向西走，越走越冷落，倒是石牌坊慢慢地多了起来，这儿一座，那儿一座，固执地向后人说着前世今生。

 

　　有一座牌坊灰飞烟灭

 

　　这是毁于1928年的程氏贞节坊，今人已无法一睹其风采，但探知这段拆毁牌坊的往事，或许可以让我们认识到沧桑古迹留存下来的难能可贵，进而更生爱惜之情和维护之责。这是我在写作长篇报告文学《城市客厅交响曲》时查阅资料时所见到的。纸色褪黄的线装书，平静地叙述着这座牌坊，在我眼前好像鲜活地站立起来了，那花岗岩的坊柱被风雨凿去棱角，荒草和藤蔓埋没了半座柱前的石靠。据《虎丘志》记载，被拆的牌坊系清代为张宗福的妻子程氏所立，立于清乾隆六年（1741），雕琢精细，坊柱坚固，为七里山塘古迹之一。1928年2月，这座久经风霜雨雪、战火硝烟而矗立街畔180余年的石牌坊，没能逃脱被拆毁的噩运。

　　当年的苏州《明报》对整件事情作了详细报道：

　　始作俑者，乃家居山塘街井泉弄口的漆匠褚品璋。此人依仗父亲在上海做生意，家庭富裕，便肆意妄为，先是霸占附近的祠基，而后又觊觎沿街的程氏贞节坊。然牌坊极大，又临街，公然拆毁，翻造房屋，必然引起社会关注，遂招来公愤。于是褚品璋向山塘市民公社表示，“愿将牌坊石料值洋数百元，报效公社”，以期收买市民公社，藉平民愤。山塘市民公社聚众商议，皆反对，主张保留古迹。褚品璋的诡计没能得逞，然并未就此罢休。

　　同年的正月二十五日，褚品璋勾结工头王双喜，率数十名工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机器车将牌坊拆毁。彼时，也有市民群起而阻止，褚某却大言不惭，对众宣称，此次拆毁牌坊已与士绅刘董接洽妥帖，就算警局来人也不能过问。有人向山塘市民公社报告。市民公社派员与警所联系，要求警所出面干预，勒令停工。双方僵持不下。正在交涉之际，第二日清晨7点钟，工头王双喜带了工人径自将牌坊拆卸了。王双喜公然扬言，若阻止，必痛殴之。一时间市民只敢围观，而没人敢上前阻止。警所见王双喜人多势众，亦裹足不前。一座逾百年之久牌坊惜乎毁于一旦。（1928年2月26日《明报》）

　　毁坊者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但牌坊是永远丢失了。线装书拆散了，飘落在岁月的风里，留给后人的惟有一声叹息。

 

　　伤情处，灯火已黄昏

 

　　所幸还有9座牌坊活着，尽可以去触摸，去凭吊。

　　循山塘街西去，有一个地方叫“半塘”，表彰贝程氏节孝的石牌坊就委屈地躲在这里。石牌坊为花岗石构筑，单间双柱三楼坊。坊额上所刻“节孝”二字尚可辩认。上、中、下横坊上雕有飞凤流云、双龙戏珠和狮子滚绣球图案。石牌坊后原有贝程氏节孝祠，坐北朝南三进。第一进为祠门，两旁有砖贴八字墙，上饰砖雕，下承石雕须弥座；第二进为享堂，面阔三间，进深11.5米，梁架圆作，前有船棚轩。前有门楼与之相对，砖雕精细。贝祠现移建至昆山千灯顾炎武祠。

　　位于山塘街井泉弄口的石牌坊赞美的是一个唐姓孝子。乾隆二十四年（1764）所建，旌表孝子唐肇虞。小肇虞9岁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一生事孝。明末倭寇犯我东南沿海，母子相失。肇虞一路哭泣寻母，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为避战乱，他昼伏夜行，徒步三千里，发誓不寻到母亲就不回家。一天，他腹中饥饿，头昏目眩，不慎落入水中，被人救起后，他放声大哭，向路人泣诉寻母的遭遇。夜宿镇江关帝庙，梦见神以金铃系在他的手上，肇虞忽然顿悟，“金铃”莫非借指金陵？次日，他即起身赶往金陵。途中遇一老妇人，衣衫褴褛，拐个竹篮在地里挖野菜。肇虞告以寻母之事，老妇人领他回家，其母正是被老妇人收留了。母子相见，悲喜交加。肇虞迎母返乡，孝养至终。

　　位于唐孝子坊西侧的是陶张氏贞孝坊，为单间双柱石坊。横坊雕有鸣凤朝阳、双龙戏珠、狮子滚绣球等图案。坊柱上刻有“馨香垂奕，楔表坚贞”字样。这是清乾隆十七年（1752）为表彰陶张氏守贞尽孝所建。相传活寡妇陶张氏为守住贞节，把绣床搬到柴房隔壁的小屋里，让族人送饭菜至小屋里，大半辈子就是摇纱纺线，绣花织布，再也没有跨出过门槛一步。与此相同的贞孝石牌坊还有位于井泉弄南端东侧的萧烈妇坊、西侧的陈张氏节孝坊、斟酌桥西侧的旌表胡氏节孝坊等，若要去线装的族谱里去寻究，都会读到一个暗无天日的凄惨故事。

　　在虎丘综改首期动迁过程中，在桐桥东侧新发现程氏节孝坊。清嘉庆年间，程姓妇女嫁到汪姓人家，8年后丧夫，程氏守节37年，抚养儿子成人。道光七年（1826），孙子为其建节孝祠并立牌坊于祠前，状元石韫玉为此撰写了《节孝祠记》。牌坊除顶楼外，间宽2.45米，残高4.54米，定盘枋以下完整，雕有龙、狮等。顶部的石坊上凿有花纹，柱子等上面还刻有文字，依稀可见“道光”、“节”、“孝”、“程”等字样，只需拆墙即可重见天日。根据《桐桥倚棹录》记载，这座牌坊应是汪学亮妻程氏节孝坊，距今至少有150年了。然而，长眠地下的程氏若在天有灵，未必乐见节孝坊重新站起。那如石头般冰冷的一生是如何度过的，一架纺车、一柄纺锤、一盏枯灯，寂寞小楼里的寂寞女人终日咀嚼的也是凄凉。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相传有一年上元灯会，山塘街上张灯结彩热闹非常，程氏想与妯娌结伴出去看看花灯，但族长不同意，生怕这个守寡多年的女人“越礼”。程氏只能趴在阁楼上看看街上提灯的人。有个提灯的男子看见阁楼上有个女人探头探脑张望，不免好奇，就对她笑了笑。程氏也还以一笑。她这一笑被族人知道了，不仅大声训斥，还把她关进柴房里“反省”。程氏羞愧难当，半夜里在屋梁上悬一根麻绳上吊自尽，幸被妯娌发现才救了下来。

　　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是谁在阁楼上冰冷地绝望？绝望之后，程氏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直苦守了37年，才为族祠换来几块冰冷的石头。生命之花只是过眼烟云而已，多少花朵凋零了，连一点痕迹也不曾留下，能结果的何其少，果实能成熟的就更少了。不过，尽管如此，大地上仍结出足够多的果实，只是有些果实总是那么青涩。

　　这些立在大地上的节孝坊固然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价值观，但我们可以惊奇地发现，宋代之前很少建树这样的贞节牌坊，唐宋时的京城长安、汴梁，大街小巷里任由妇女穿行，到了上元灯节，妇女们更是披金戴银勾肩搭背尽兴赏玩。唐代妇女一女多嫁也并不罕见。明清之后，节孝坊兴盛起来，它与统治者倡导“三从四德”的节孝观是分不开的，而它恰恰是捆绑古代女性的一根根绳索。鉴于此，若留下几块石牌坊，让后代触摸那些冰冷的故事，无疑也是一种历史的反思和教化，只是这些反思和教化总是沉重得让人心痛。

　　又是春天，又见残剩的石牌坊。冰冷的坊榫空隙处居然有早归的泥燕来筑巢，是贝家的、程家的还是陶家的燕子归来寻旧巢，“叽叽喳喳”的叫声是想叫醒那几块冰冷的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