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先生曾自傲地说：“没有柳亚子，就没有南社”，郑逸梅先生则如是说：“没有范烟桥，就没有星社”。星社，诞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苏州的一个文学团体，发起人正是南社社员范烟桥。目前出版的各类文史资料中，对南社谈得多，但对星社研究极少，或许是因为前者不仅是一个革命性的文学团体，更是云集近代政要名人的社团，而星社则是一个单纯的文学社团而已。

 

    范烟桥的父亲范葵忱是清朝同治年间的举人，热衷于当地行政事务，家里生活依靠田租维持，后来参股，开设钱庄、米行，保证家人生活无忧。富裕的家庭生活为范烟桥的成长提供了物质保障。1911年，范烟桥从金松岑担任校长的同川公学毕业后，进入苏州草桥中学读书，与叶圣陶、顾颉刚、吴湖帆、郑逸梅成为校友。然而没过多久，辛亥革命浪潮波及苏城，学校停课，范烟桥回到同里，已见识外边世界的少年人开始不安分起来，羡慕“南社文采风流”，遂与里中同学结社——同南社。同南社，自然与南社一样追求文人墨客的风花雪月，做诗填词作文是那个时代读书人认同的风雅，也是他们交友、沟通的方式。同南社开始印社友们的诗、文、词，每年编一册，共印了十册，诗词唱和，交流思想，其乐融融。五四运动影响了一代人，也影响了范烟桥们对文学的理解，他在三十多年后的一篇自传中写道：“这种旧文学不适时了”。盘点一下同南社的人员，不可谓不壮观，同里少年范烟桥振臂一呼，大江南北响应者热烈，加入同南社的人竟达500余人，范烟桥第一次结社的辉煌与得意不言而喻。

 

    如果说同南社是少年范烟桥初试牛刀，那么星社则是青年范烟桥的成功之作。1922年8月27日，范烟桥、赵眠云、郑逸梅、范君博在留园品茗聚会，发起成立文学社团，命名为星社。社名来源于范烟桥与赵眠云出版的周刊《星》。但郑逸梅持另一种说法，他说那天正好是七夕，故称之为星社。加入星社者最初有8人，后来发展到100余人，以苏沪两地有名的作家、书画家为主体，多半为苏州人，如周瘦鹃、陶冷月、江小鹣、吴湖帆、包笑天、颜文樑、蒋吟秋等在当时苏州、上海拥有一定知名度的人物，也有张善孖等外乡人。范烟桥的三个弟弟范铨、范镠、范钧受其兄长影响，也喜欢舞文弄墨，都是星社得力干将。与星社其他成员相比，范烟桥的经济实力颇强，且为人慷慨，每有活动，基本上由他作东。

 

    文人相聚，美其名曰雅集。苏州的留园、鹤园、狮子林都留下他们的身影，几乎每月一聚。范烟桥一度到无锡编《苏民报》，星社的朋友们又结伴到无锡游玩。之后，星社不少成员到上海发展，上海又成为他们的大本营。1937年，身为苏州图书馆馆长的蒋吟秋举办了近代史上有名的吴中文献展览会，展品少数来自公立图书馆，多数来自个人收藏，星社朋友们纷纷捧场，对那些乡贤遗物和地方典籍赞不绝口。为了纪念这次有意义的聚会，他们到苏州美专合影留念，这张集体照中，还出现了吴待秋、赵子云、樊少云、易君左等人。最值得一提的是抗战爆发前夕在上海半淞园举行的雅集，被戏称为趣味展览会，这是星社社友们在抗战胜利之前举办的最后一次雅集。或许是受吴中文献展览会的影响，这次雅集要求参与者携带好玩的藏品，供彼此欣赏。郑逸梅拿出南国红豆、清宫御用朱墨、明妓马湘兰的牡丹扇；顾醉萸出示洪钧石章四方，章上刻有“翰林供奉吴洪钧文卿民印记”；方慎盦的核舟则是清乾嘉年间作品，长不盈尺的核舟上有12扇窗，“皆能启闭，舱中有人，作饮酌状，杯盘碗箸悉备，上有‘清风明月’、‘海宴河清’等匾额，船之头梢，有篙工及持舵解缆之流，全舟计之共四十人，舟底刻《赤壁赋》”。除了各种珍藏外，吸引眼球的还有书画家们的作品，陶冷月提供两幅画作，一幅为金鱼，画上凤尾、堆玉、珍珠、水泡眼、美人红裙等数十种鱼，另一幅是题为《祝融观月图》的月景山水画；黄宾虹画榴、张善孖画虎，吴湖帆画柳；吴待秋的远山、郭兰祥的草塘、张大千的仕女……令社友们目不暇接，趣味盎然。遗憾的是，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星社社友们四散而去，各自艰难谋生。但这次盛大的令人难忘的聚会是星社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

 

    因志同道合而结社，但他们之间也有闹意见的时候。1926年，随着尤半狂、范烟桥等人应张宗昌之邀到山东办报，星社原有的文酒之会立时停止，有些社员认为他们到鲁是为军阀鼓吹，“大有道不同不相谋”之慨，蒋吟秋、赵眠云、程小青、郑逸梅等人登报申明脱离星社。然而不久，“鲁行诸子，倦游而归，我们仍旧言归于好”。

 

    走过九十多年的沧桑岁月，历史已变得风轻云淡，但回眸那一段苏沪文人墨客的生活状态与交游，星社确实没有南社那么大的影响与成就，但无疑促进了社友们在文艺道路上的成长，滋养了那些成为文艺界、书画界大家的社友们，且曾在沪苏文坛独树一帜，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