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暑假的一个清晨，父亲把我从床上叫起，给我一角钱，让我去苏州中学体检。从接驾桥到三元坊，1路汽车三站路，单程五分钱车票。我记得是在一个大教室里，几张课桌拼成一张床，一位穿白大褂的医生要我躺上去。不到一分钟，医生说：正常。我就成为苏州中学初一（3）班的学生了。
于是每天早上要去挤那辆“轧”得不得了的1路车。好在那时有校徽，白底红字罩着搪瓷釉质，别在胸口格外神气。车上的大人见了，会用半是羡慕半是揶揄的口气说“哦哟哟，好学生子来哉。”上下车自然会照顾一下。
上学时除了背个书包，还要拎个网兜。网兜里是一大一小两只铝饭盒，盒盖上用钢锯条刻好了名字。大的装米，到校后再加点水，放到食堂桌上那个两米见方的大蒸架里。小的放菜，放入另外一个蒸架。食堂在紧挨着孔庙的一个老房子里，黑乎乎的，下雨天还会漏雨。
同学们一般都不会坐在食堂吃饭，而是端到外面去。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常去的地方有两个，一是道山亭旁朝南的坡地，一是春雨池边。在山上吃饭的好处是可以撒些饭粒引几波蚂蚁来打架。道山特产黑蚂蚁，体型硕大，性格暴躁。有时看蚂蚁打架看得忘了时间，直到下午上课铃响，众人这才一哄而散。春雨池边的午饭，就多了些浪漫的气息，特别是冬天出了大太阳。阳光暖暖地照着，还有女生在池塘的另一边。随手拔些米饭来喂鱼，鱼都长得很丰腴。有一年冬天，校工把池水都抽干了，哔哔啵啵地把鱼来了个一网打尽。我自认为没少喂他们，幻想着学校食堂会给每个同学煎条鲫鱼。连着几个中午都没有动静，又不知道该去问谁，此事就此不了了之了，至今都不知道这些鱼是如何处理的。
学校的老师大都很和蔼，极少严厉的。印象最深的自然是初中的班主任桂法祖老师。有关桂老师的种种趣事，前两年我曾写《老桂禅师》一文，这里就不多说了。初中时有位语文老师孙秀兰，会要求我们将课本中的古文全部背诵并逐字翻译。拜孙老师所赐，当时学的几句文言文知识，竟然一直对付到现在。高中分科前我在6班，班主任王惠菊老师，教化学。王老师抓我迟到，就每天坐在我的座位上等我，意思是要给我压力。后来有一天她说看见我骑车飞快，怕我出事，遂决定不再计较我是否迟到了。阿弥陀佛。王老师不但有菩萨心，还有妈妈心，她用各种办法给我以正面的引导和鼓励，让我看到自己的潜力。王惠菊老师是有恩于我的，没齿难忘。后来我读文科，进了4班，班主任是历史老师杨世绪。杨老师不知是何方人氏，对许多历史事件有独特的理解。他将“李白”的“白”读作“bé”，而将“白居易”的“白”读作“bǎi”，不知何故。杨老师板书极佳，讲课又特别有条理，听他娓娓道来，享受得很。我的历史一个字都没有背过，只是照着杨老师的笔记，把课本从头到尾通读了三遍，后来高考居然还考得不错。高中语文老师有蔡大镛。蔡老师讲课很投入，投入到要闭上眼睛，还不时撩一下额头仅有的几根头发。蔡老师曾指导我写了篇作文《牛年牛事》，在《作文通讯》上发表了。徐菊英老师是我们班的数学老师。数学是我所有课程中学得最差的，辜负了她的良苦用心。在我大学四年级的那个寒假，参加苏州市组织的应届毕业生招聘会，门口碰到徐老师。她将曾经的学生一个个叫住，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苏州中学大概只有两位音乐老师，邢澄和徐乐。他们以及道山亭里的歌声贯穿六年。我不会唱歌，但喜欢听，尤其喜欢音乐欣赏课。邢老师讲解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徐老师讲《梁祝》。前几天听女儿弹琴，一下就听出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我对女儿说，三十多年前，徐乐老师讲解过这首曲子，旋律一直没忘。有一次学校还组织过全校的大合唱，唱的歌词是“你属于我，我属于你，生生死死不分离……”体育老师好像有好几位，记住的是刘雪民老师。刘老师的基本观点是高考要拼体力和毅力，所以高三体育课就是操场上跑六圈了事。苏州中学坚持在高三年级正常安排音乐课和体育课，在当时没几个学校能做到吧。
一九八七年的高考，江苏省本科录取分数线文科是496分，我考了502分，侥幸过关。我去武汉读大学，新生有个座谈会，要介绍一下各自出处。有位远方来的同学，才考300多分，神气活现地讲他的母校。我瞬间把他给灭了。我说我的中学有八十多年的历史，我的成绩在班里是倒数的。从此以后，再也没人和我谈起中学了。
这个就是我一直引以为豪的母校，今天想来，依然亲切而温暖。我已经不记得课堂上课的内容了，但我记得道山亭旁几棵古柏，虬劲的树枝刺向天空。我还记得锅炉房烧开水的老曹师傅，挥着铁锹加煤。我更记得白头发的校长赵振海老师，每天站在校门口看谁穿着喇叭裤。我依然记得红楼前一排玉兰树，盛花季节，落英缤纷。苏州中学并没有刻意灌输多少知识给我们，它只是创造了一种氛围，一种老师像老师，学生像学生的氛围。在这种氛围里，一个个懵懂少年长大成人。
苏州中学是一座自信而本分的学校。要坚持一百一十年本本分分地教书育人，实际上是很难的。苏州中学做到了。
（作者系苏中1987届校友，现为上海悦欣天厨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