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中学东北面的人民路上有棵高大的广玉兰，树干粗壮笔直几乎占了半幅人行道，人经过时大老远就要昂着头行注目礼。路边上夹杂种着香樟和法国梧桐，也都长得膀大腰圆，可跟那棵鹤立鸡群的广玉兰相比还是矮了一大截。
人民路地面按人字形图案铺着花岗岩石块，从火车站一直铺到人民桥，大部分路段没有快慢车道之分。平门桥是窄的水泥桥，人民桥是木头搭的简易桥。路两边都是低矮的民居，只是在观前街察院场零星有一些3层和5层的建筑。除了古建筑外，当时苏州最高的建筑应该是人民商场和学校里的一些知名楼宇，比如苏州中学的科学楼和苏州大学的钟楼。
时间倒回1967年8月，苏州中学和马路对面苏州医学院的校门被石块和沙包堵得严严实实。“踢”派和“支”派兵分两路，大打出手。
怀孕已经足月的母亲很是担心，未来孩子怎么生。那天凌晨3点多，在一位食堂同事的帮助下，父亲扛着木梯来到那棵广玉兰遮挡着的西面位置，透过墙体上梅花型的通风装饰孔向外仔细观察了好大一会儿，看看马路对面的确没有什么动静，于是先由父亲战战兢兢地爬上墙，再由工友扶着梯，母亲小心翼翼地爬到墙上，由父亲扶着骑墙坐好，接着工友也爬上墙将梯子拉上来再放到墙另一面的马路上。父亲搀着母亲慢慢移到观前街如今是美罗商厦北面的苏州专区医院，也就是后来搬到白塔路的第四人民医院，现在叫市立医院东区。
黑夜、高墙、广玉兰。
枪没有响。
我的哭声点亮了黎明。
又要开上山下乡动员大会了，教职员工三五成群边走边唠地往礼堂涌去。食堂的陈厨师和总务处的刘电工因为“肚子疼”去医务室找张医生了。
“老曹你来了，这边坐。”革委会主任笑容可掬地打招呼。人都来得差不多了，后面的位置都坐得满满的，只有前排还有几个座位，他拉着父亲和母亲坐下。父母有点诚惶诚恐，第一排领导的位置咋能坐得，几次想站起都被主任劝住。
主任笑着对父亲说：“老曹啊，你知道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啊！种点瓜，种点豆，养点鸡，每天都可以吃到新鲜的东西。”
父亲看着主任衣领上的扣子，像鸡啄食般连连点头。
主任突然站了起来转身用力鼓掌，大声说：“老曹同意了。老曹是第一位积极响应上山下乡国家号召的人，应该表扬，大家鼓掌。”
咚锵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顷刻间锣鼓喧天，震耳欲聋。边上马上跑过来一人，手拿大红花，与主任一左一右把父亲从座位上架了起来搀上主席台，并让父亲转身面对大家，瞬间大红花被戴在父亲的胸前，母亲抬头望着父亲、张着嘴，呆如木鸡地坐在那里。
出生并且生活的地方理所当然可以称为家和故乡，可岁月有时并不顾及你对家的眷恋。虚岁3岁我便成了游子。
苏北盐城下辖的射阳县黄尖公社洪义大队第二生产队多了一家“蛮子”（当地人对苏南人的称谓）。农村因为没有工作岗位，父亲47岁被安排提早退休，每月退休金20元4角6分。父母天天跟生产队的社员去田里耕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几乎没有休息天，除非天气原因可以不出工。一年下来因为吃了生产队一年的粮食，我们家总是超支，就是欠生产队钱。其他人家每年可以分红50元到300元左右不等，这要看人多人少，看从事什么工种，开拖拉机手和生产队干部的工分要高些。
我倒是乐不思蜀，天天跟着10几个差不多同龄的小孩滚铁圈，抽陀螺；要么抓青蛙，网鱼虾；更有大一点的顽童将猪圈里的大白猪从栏里放出来，一群顽童拿着树枝在后面边跑边抽，大白猪左冲右突叫声凄惨。
学校也不像有教学计划，学生常被安排去田里抓虫。不去上学也不要紧，虽然不能第一时间联系老师请假，但第二天跟老师说一声就行了，也不会有惩戒措施。我就常钻这个空子，看到有两个人拿着粪桶往小河边走，我就知道他们要去抓鱼。他们会把小河两头用泥巴截断，然后两人合力将水舀干。坐在岸边看大半天时间，水位慢慢地低了，各种鱼开始露出脊背，河底水浅的地方鱼开始跳跃。他们俩人也已经汗流浃背。这也是我最高兴的时候，我会猜那条大的是什么鱼？有多重？还有没有更大的鱼？天快黑的时候，他们欢喜凯旋，我开心回家。
母亲总是不放心我，担心我一辈子在苏北农村会吃苦。所以每年都要像候鸟一样回苏州中学看看情况，打探一下有没有回苏州的政策。大多时候是母亲带我回苏州，要坐2天2夜的船到无锡，再等半天火车到苏州，十年如一日。功夫不负有心人，当然主要靠邓公回乡政策的机会使然，10年后的1978年我们响应政策终于可以回苏州了。
苏州中学也有十数家教职员工先后回苏，他们被安排在学校南面校办工厂的二楼，就是现在食堂的位置。一共有16间，16家人家，每家1间，每间10平方米。房间分布在南北，中间1.2米宽的过道，过道门口放着各家的煤球炉，边上堆着煤球。过道黑漆漆并不通风，走在其间满是呛人的煤烟杂味。这里我很熟悉，因为教过我们87届的语文陈治中，历史张兆星，数学傅行键等老师也在其中朝南的三间，我经常去串门。
黄梅天气压低，房子后面池塘里的虾纷纷漂浮聚集在岸边密密麻麻地排列着。我经常用网兜捞虾，虾都很大，一个多小时可以捞两三斤，我们家吃不了，母亲就时不时让我给几位老师每家送去一碗。
老师们安顿好后，我们家被安排在学校最东南方传达室对面6平方米的房子里住了5年。外面砌了个土灶，烧的是柴火，记忆中学校里有烧不完的柴火。那时学校里有木工车间，有建筑车间，学校里的活修修补补都能搞定。那个时候社会化分工不细，每个单位差不多都这样。多下来的柴火就地消耗，东面和西面有民工宿舍，南面和北面都是教工宿舍。一到吃饭时分，道山周边炊烟缭绕。锅碗瓢盆玎玲当啷，夹杂的喧闹声不亚于观前街。这时候的道山像一个村庄，滋养着居住在道山脚下的所有人。
教委造在新市路的教工楼竣工了，大家群情激昂，新房子不管是地段位置还是设计造型都让人交口称赞，大家都喜不自禁。
房子都分下来了，没有我家的份。问原因是房子数量不够。父亲跟学校领导讲，现在房子紧张我们可以先不要，就是能不能让我们搬比现在住的地方大一点的房子。于是领导让我们搬到对面的传达室，12平方米的房子，内外2间，比原来多了一间。我在这里住了5年，到我高中毕业后一段时间仍然住在那里。
回苏州是在我小学四年级时，初中读书在十七中，就是现在市立医院东面的位置。因为顽皮，初中依然没有好好读书，英语单词也不背，但其他学科作业倒是自觉完成，不懂就问我家北面树林里的高中学生。每天中午总有一高一矮两位同学手里拿着书在树林里来回踱步，嘴巴里振振有辞，有时停下来眼睛定样样地看着树干或者盯着躺在地上的碑刻。我不会做的题目他们一看就会，一来二去我们就熟了，有一次我问他们是不是在背书。他们告诉我有时是，但更多时候是将上午学的东西在脑子里思考过虑一遍，再和以前学的衔接。
我读高中，他们读大学。高个子考取了复旦大学，矮的那位考取了浙江大学。离校前高个子来和我家告别，当时我母亲在，他告诉母亲他考取了上海复旦大学，我母亲恭喜他，希望他以后回苏州中学时再看到他。遗憾的是我们再也没有遇见。
高一第一学期开学第二个星期考物理，全年级一半以上不及格。最高70多分，最低据说18分，我考了51分。接下来考化学，年级平均分不高，但没有物理悲催。我考了56分，班级里没有多少同学不及格。班主任赵勇良老师将我喊到办公室，帮我把卷子上的错题分析讲解，确定我全部懂了他才欣慰地笑了。
赵老师和我一起走出门，在春雨池边的草地上他对还青春懵懂的我说：“虽然人有差异，但你人并不笨，只要努力就一定会出成绩。人生就像爬山，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够达到相应的高度。你比别人的基础差，但人生总要努力，我们只要爬到天平山当中的中白云就行了，虽然是半山腰的高度，但总比还在山下徘徊不思进取的芸芸众生要强多了。”
我明白老师的意思，他告诉我首先要相信自己，努力往山上坚实地踏开每一步，看到自己每一步的成长比成功更加重要。每一小步的努力会有一小步的累积，累积多了便会有一点点的进步，学生在学校受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能够赚多少钱，能做成功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而是为了成长，成长为一个有底线、有道德、有信念、有责任、有格局、有作为的能给自己和家人管饭的成人。一个人的成功是其成长的必然结果。好老师能观察并了解学生各方面的差异，非常注重激发学生自己的潜能，疏导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和道德品质的培育。我有幸遇到了这样的老师。我永远记得在我读高一时，老师对我的教诲，他的话使我受用终身。
其实，赵老师说出了我父母应该讲，但他们却无法用合适的语言或方法告诉我的道理，多年后我才真正理解了不要在最底层与人搏斗的真谛。虽然我们不常见面，但赵老师却是我时常惦记的人。
了解学生的差异因材施教，陈治中老师也是行家里手。他代过我们4班的课，讲李白的诗时，个子不高的他掂着脚尖，右手尽量往上升，升了一会儿看真的升不上去了，手就突然往下挥，一下子挥到黑板下面，同时嘴巴里激情地涌出“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诗句。表情丰富，激情四溢，眼前仿佛丛山峻岭、层峦叠嶂，远处的雪山圣洁而高远，山间溪流汇聚成大河大江奔涌而下，河水经过之处大地碧绿苍翠，生机盎然。黑板前的高山流水，风景秀丽，跟着陈老师如此学习诗歌，醍醐灌顶。但他不希望我走文学的路，他告诉我：文人在出名前往往很困苦，这条路不是一般人能走的，你先要学点技术养活自己。当时有幸聆听陈老师的点拨和教诲，很庆幸，如今回头再看深以为然。
高一下学期年级办了一场演讲比赛，地点在学校南面校办工厂的二楼会议厅。一等奖是我们高一（3）班的学习委员张谨，题目忘了，主题是努力就会成功。结尾的那句话我永远记得：纵然有100根拐杖，也不如自己的一双腿。
赵老师告诉我要向人生的山峰进发，张谨告诉我要相信自己，用自己的双脚走路，慎独前行。
人是有差异的，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各自的曲调。普通人对当下所处的环境和境遇很难跨越。小时候看过一本印度的电影叫《流浪者》，有一句台词：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小偷的儿子永远是小偷。当然，这跟他们的种姓制度有关，现在依然如此。我们也有句俗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挖地洞。说的是一个意思，就是你很难掀开你所在阶层的天花板。在最底层或低层次与人竞争，你就一定比得过人家力气吗？你就一定会起得比别人早吗？为一点小利益炒得不可开交时你能保证自己不受伤害全身而退吗？所以我还是幸运的，在苏州中学，遇到了许多好的老师和优秀的同学，很幸运使我朽木可雕。道山开悟了我，使我能够看着前面同学舟楫上的航标而不至于迷航。
道山于我---是家、是故乡、是心灵归依的圣山。
高中毕业后我放弃考大学，因为英语成绩实在太差。连班主任杨世绪老师教的历史都能考不及格，他问我历史怎么也考不及格了？恨铁不成钢的神情溢于言表。虽然立体几何能轻松考90多分，但数学吴庄生老师有一次没有在卷子上批分，那一次成绩是96分，我特地到办公室去找他，他还是没有批分，只是对我笑笑。
96分，那是我在苏州中学读书最辉煌的成绩。
大学不会为此特招。之后顺利进入商业机械厂工作，社会上很在意的全民单位。
工作和爱情好像是邻居。有了工作，爱情也来了。爱情如果有颜色，爱情一定是白色。
春天，道山脚下的广玉兰花开了。花香很优雅，远处闻，花香很淡雅，似有似无飘忽摇逸，有点像音符在心尖上划动，人犹如被托住飘动着，细细寻找飘来的香气，闭上眼仿佛在仙境中翩跹。广玉兰的花香与桂花的香味一样，是从远处飘来的沁人心脾的香味，凑近闻就没有意境了。
我把广玉兰洁白的花瓣铺成一个心型，花香弥漫着整个房间，广玉兰溶融了我的初恋。那是真正的花前月下，真正的心与灵的交融。对方就是我，我就是对方。心里只有对方，对方是生命，对方是一切。彼此相溶相吸，妙爽合一，于是两个人成为一个人。这便是爱情！所以，失恋就是把自己心里的肉撕一块还给对方，那是锥心彻骨的痛。当那天来的时候，我用6碗白酒给自己包扎。
同学陈金林来找我，告诉我浙江长兴批发的黄鳝比苏州便宜百分之二十，我喜出望外，真愁没发财机会呢。于是和他一起乘长途车屁颠了2个多小时，看了市场，最后找到一位开卤菜店的老板，名字叫陈金堂，他告诉我们当地黄鳝的价格比苏州高了至少百分之二十。我开玩笑说，你们哥俩连裆模子啊。回去的路上，我坐在前面，金林没有和我坐一起，他知道我有一肚子苦水。我看着窗外，金黄的稻穗整齐划一地耷拉着脑袋，左右摇晃着丰收的喜悦。与窗外开心的景致泾渭分明，我的情绪让自己很累，那是段很纠集很心伤很迷茫的时光。
时间还没有抚平伤痛，我就做了个决定，要考大学。在苏州谁牛逼就考那里。苏州大学最好，那我就考苏州大学。
我知道在人生的海洋里航行，文凭类似船帆和渔网，可以借力。同学们都架帆远航，我被甩得越来越远。现实的鞭子抽醒了我，我想重新启航。我把我的决定告诉了高一时的班主任李杰老师，他很支持，对我悉心教导了一番，关照复习考试的注意事项。我还告诉同桌阙明清，他很为我高兴。明清由衷地对我说：蛮好哦，多读点书总归好的，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
虽然学习基础差，毕竟道山还是滋养了我。大专不需要考英语，于是经过努力复读一年我顺利考入了苏州大学财会专业，半工半读。金融，犹如汽车的远光灯，照亮了前方的道路。道山又送了我一程，让我向人生的更高处迈进。
美好时光，总是来去匆匆。父母生我晚，他们先后走了，当时我才只有３４岁和４０岁，本来我父母在的时候，我的肩上仿佛挑着一副担子，一边是父母，一边是老婆孩子。虽有分量，却很幸福快乐。自从担子的一边空了，人也失衡了。父母在，感觉自己永远是小孩。命运却告诉我，我已经长大了。我不想面对生离死别式的长大，如果命运允许，我愿意拿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时间换我和父母的共处。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失去了才知道拥有的珍贵！对于父母我有太多的愧疚和遗憾！
好在道山还在。
道山南面是碧霞池，前面原来也是一栋很长的红楼，中间有走道向南通到6栋低矮的教室，后来改成了学生宿舍，再后来拆了重建学生宿舍楼，再后来就又拆了，建了现在的礼堂。礼堂东面一半是入口，西面一半像山一样的意境，有台阶拾级而上，其间错落地种植着花草。山形并不高，比道山低许多。起先我没看懂，其北面有道山和碧霞池丰满精致的景观，房子为什么不借景造得高一点，充分利于并挖掘现有空间的价值？直到看见张瑾微博里的文章才明白，那是对长者的尊重，对道山的敬畏，是晚辈表现出的应有的谦卑。我佩服这样经典的创意，张瑾谦虚地表示那是公司设计师的功劳。
我放心了。岁月蹉跎，道山依旧。
毕业三十载87届同学回校参加庆典。
道山四周和上山的步道重新换了老的石条，道山亭也原样翻新，里面装载着千年的文化传承。亭子东北面的古柏树已经斑驳得不见树皮，枝干上一条条竖着的枝干纹理，是风雨雕刻的胡须，在岁月的长河里古柏分明是一位长者。南面从地上就分岔为两棵的大香椿树枝繁叶茂直冲云天，仿佛巨大的船帆。老者正驾船远航，天南地北五湖四海，千年府学桃李满天下。
由此，道山便成了一种图腾。
道山早没有了以前的锅碗瓢盆，但道山的炊烟还在，道山苍翠依旧生生不息。
班主任张道南老师拉着我的手，像小时候母亲拉着我的手回家。
家里有母亲做的桂花糖，有父亲在道山上采的柿子。
岁月静好，岁月永远烙在心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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