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7月30日，钱穆先生出生于无锡荡口鸿声乡七房桥。在20世纪中国史学四大家吕思勉、钱穆、陈寅恪、陈垣中，钱穆先生最为高寿，又旅居物质条件较好的台湾。因此相比其他三位大家只留下文字著作，钱穆先生还留有一些接受台湾媒体采访的影像。在这些珍贵的视频片断中，钱穆先生操着一口江南方言，讲述他对传统文化传承的看法。

    但有意思的是，钱穆虽然是无锡人，说起话来却像苏州话。身为钱穆无锡老乡的许倬云先生就曾在纪念钱穆的文章中提及“他的口音比较偏于苏州方面。也许因此，他怀念的是苏州，而钱夫人替他安排的吉穴，也是在苏州的西山”。

    钱穆先生本是无锡人，又曾在常州接受教育，但年少时并无长期居住苏州的经历，他是如何染上苏州口音的呢？

    江苏省立常州中学即为钱穆先生的母校常州府中学堂，至今仍是常州最好的中学。

不平衡的苏锡常

    江苏省因省内经济文化差距较大，基于地域歧视相当严重，在网上有“内斗省”的“雅号”。而在这个内斗猖獗的省份，方言和文化基本分为三个大块，徐州一带和山东、河南类似。从淮河流域一直到长江以南的南京和镇江则以江淮方言为主。最靠东南的苏州、无锡、常州三市则是吴语坚定的北方堡垒。虽然苏锡常三市偏居全省东南角，人口也并不占优，但是由于历史形成的经济文化地位，在“内斗省”的内斗中可谓独占鳌头，处在歧视链的顶端。

    同属吴语区的苏南三市文化接近，互相往来频繁。虽然现代方言学者把常州话划为毗陵小片，苏州话和无锡话划为苏沪嘉小片，但是苏锡常方言的相通度仍然非常之高。江苏电视台综艺频道热门节目《江苏方言听写大赛》就充分反映这一点——来自苏锡常的选手一般均可轻易听懂另外两市的方言，而其他市的选手则视苏锡常方言为畏途。与之相比，常州人要想听懂同属所谓“毗陵小片”的丹阳话、通东话反而更加困难一些。

    不过，苏锡常方言的势力可并不那么平衡。

    以当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综合实力看，苏南三市大概是苏州强于无锡，无锡强于常州。而在1990年代苏州经济崛起前，无锡是不折不扣的苏南第一大城市。但在方言分布上看，无锡话的地位可远远没有这么风光。恰恰相反，无锡话在苏南可谓是相当弱势的方言。

    从分布范围来看，常州话分布于原武进县全境、江阴的西乡、金坛的东乡、宜兴北部、丹阳东部、无锡西部。而苏州话分布范围也基本覆盖原吴县（除最北部），无锡东乡大片地区以及其他一些周边县市最靠近苏州的地方。

    已经可以看出，无锡话非但在外县鲜有分布，甚至于无锡本县也分别被常州话和苏州话咬掉不少地盘。不光如此，无锡话甚至在和常熟话的竞争中也落了下风，无锡东北部的部分乡镇说话就带常熟腔。

    网络流传的无锡方言地图，其中“锅子”正是常州话的说法，位于东南的鸿声则是“苏州腔”的地盘。

    所以钱穆先生说苏州话毫不奇怪，鸿声正好处于无锡的东部，当地的方言本来就带苏州腔。

    然而经济发达、人文荟萃的无锡，方言为何如此弱势呢？

无锡话为何弱？

    无锡话当今的相对弱势和历史相当有关系。

    语言作为一种不断变化的物事，绝大部分情况下有向中心城市靠拢的趋势。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苏南地区的中心绝对是苏州。

    今天苏锡常三市虽然存在实力上的差距，但是大体而言三市市区相差并不算特别悬殊。不过，在古代苏州城的地位则远远高于无锡常州。

    在整个明清时期，苏州都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巨城，相当于现在的“一线城市”。苏州的城市规模相当巨大，清朝太平天国以前，苏州城市人口高达百万以上，与之相比，清朝常州城的人口不过只有六万左右，无锡城情况也类同。苏州不但是繁华的商业都市，同时也是富庶程度数一数二的苏州府的府城。

    非但如此，当时统领江南精华之地的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太仓州的江苏布政使和江苏巡抚均驻苏州，苏州在相当程度上可算作江苏的省会。如此多的有利条件叠加，苏州话的地位日益高企是可以预料的结果。在极盛时，苏白作为四大白话之一不但被人写入文章，甚至影响到了北京——虽然昆曲理论上说不应该带苏腔，但北京昆曲界的念白读音即受到了苏州的影响。

位于苏州市中心的江苏巡抚衙门旧址

    如此遥远的地方尚且如此，在地理相近的江南各地，苏州话更是有着极大的权威，对各地方言都有强大的影响。江南民间普遍认为苏州话“好听”正是这种地位的体现。19世纪后期的常州话本来“越”、“欲”不分，均读“越”，但在苏州话的影响下分了出来。而对于近邻无锡，苏州的影响就更加大了——旧无锡话中“家”音类“姑”，和常州较为接近。但是后来在苏州的影响下，无锡变得和苏州一样“家”、“街”同音了。

    而在文化界，苏州的影响至为明显。锡剧本脱胎于常州滩簧和无锡滩簧。常州、无锡两地普通话读ou的韵普遍读ei。但是锡剧在碰上这种字的时候很多演员则刻意模仿苏州eu的读法——这样的处理方法实际上拉远了和听众之间的距离，但是带上这么点苏州腔调就往往会被认为更加“高雅”一点。文化人甚至以带苏腔为荣，如常州话本能分“雪”/“息”、“春”/“村”，但是常州的文人说话时，有些人却会模仿苏州，把这两组字读成同音。

    由于苏州灯塔般的作用，人们对苏州心驰神往。离得近有模仿条件的，如无锡东乡就干脆变成了苏州话的地盘。也无怪乎钱穆先生的埋骨之地一定要选择苏州了。

    相比苏州，常州自然是没有那么神圣的地位。但在近代以前，常州一直是常州府的驻地，而无锡则为常州府下辖的一个县。虽然在清朝，由于运河淤积等原因，无锡在经济上渐渐超过常州并最终于民国时期脱离常州，但是在文教方面仍然长期倚重千年府城。钱穆先生虽然出生在无锡东乡，距离常州远超过苏州，但是仍然在1906年入读常州府中学堂（有趣的是，另一位史学大家吕思勉时任该校老师，教过钱穆）。要等到无锡彻底脱离常州府后，无锡人才才出现了“孔雀东南飞”的盛况，如出生稍晚的无锡名人钱伟长、钱锺书、杨绛等均在苏州接受教育。

    1940年钱伟长留学美国前与家人在上海合影（前排中为叔父钱穆，前排右为钱伟长）。

    长达一千多年作为常州府属县的历史改变了无锡西乡的方言地理。常州话就这样涉入了无锡的西乡。而同样都是县，作为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苏南巨县，常熟方言相对无锡话表现得相对强势也就不奇怪了。

    当然，随着无锡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升高，近百年中，无锡话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扭转了相对周边方言的弱势地位，现在有不少年轻人说话逐渐带上颇有特色的无锡腔。假如不是普通话的介入，钱穆先生老家变成道地的无锡话可能也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