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顾炎武的留世名言，原句出自顾炎武《日知录·正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而八字成文的语型则出自梁启超。顾炎武（1613-1682），本名绛，字忠清。南直隶苏州府昆山茜墩（今千灯）人。著名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南都败后，因为仰慕文天祥学生王炎午的为人，所以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学者尊为亭林先生。
顾炎武在昆山遭遇国破家亡，颠沛流离避难于嗣母王氏的娘家——常熟唐市。唐市，因此成为这位思想家人生的重要驿站。
国破家亡避难唐市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清兵入关，定都北京，随即南下，开始征服江南。为避战乱，顾炎武率家人东躲西藏，到年底，迁往常熟唐市语濂泾（今河西街）暂住。经人举荐，顾炎武为南明弘光政权兵部司务。“须知六军出，一扫定神州”，他满腔热忱，撰成《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为南明弘光政权出谋策划，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清顺治二年（1645年），他立即赶赴南京准备就职，可是还未到达，南京已被清兵攻占，弘光帝被俘，南明军崩溃，清军铁骑又指向苏、杭。这时，江南各地抗清义军纷纷而起。顾炎武投笔从戎，参加了抗清义军，由于清兵势力强大，他们只得退到昆山守城拒敌。没几天，昆山失守，慷慨悲歌，但于时无补。战乱还是躲不过，昆山城里爆发惊天血案。满清县令要剃昆山人的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激起民变。昆山老百姓潮水般涌进衙门，把县令赶走。明朝原县令回来坐堂，被清朝军队镇压，屠城三天。这次血案，顾炎武生母被砍去了右臂，顾炎武两个胞弟遇难。顾炎武带着他的嗣母王氏于大雨中乘船逃至唐市。因为其嗣母王氏为常熟沙家浜镇唐市人，所以他从小就随家人经常到唐市来玩，与唐市有着割舍不下的情愫。
国仇家难，顾炎武义愤填膺。家里连遭不幸，一定有原因。一个月黑风高夜，顾炎武带着老仆陆恩，约了陈鸿、陈芳祺几个书生，来到唐市镇外语濓泾僻静处。顾炎武厉声喝问陆恩：你每回一次昆山，我就死去几个亲人朋友，其中“是何缘故？”陆恩被迫招供，他见主人败落，不可挽回，便另找主子，投奔恶霸叶方恒，潜伏在顾家作卧底，要把顾家斩草除根，并将与顾炎武有联系的反清人士一起消灭。几个儒生，把陆恩捆绑起来，系上石头，沉入语濂泾。这时，常熟城又落入清军手里，连老仆也要背叛，顾家的家产败落殆尽，顾炎武的嗣母王氏看到连老仆也要背叛，精神接近崩溃。王氏是个贞烈女子，还没有嫁到顾家，顾炎武的养父就死了，做了“望门寡”。她到顾家，抱养了顾炎武，支撑门户，想不到家国破败到这步田地。她绝食，弥留之际，告诫儿子：“不要忘记国仇家恨，不要做清朝的官。”顾炎武悲愤欲绝，将嗣母的遗命牢记心田。就在唐市语濂泾住了下来，一住就是10年。
隐居唐市成复社应社中坚
明天启五年（1625年），杨彝在唐市召集江南名士10人，于凤基园内的“应亭”正式成立“应社”。后扩大联合吴门匡社和南社，发展为“广应社”，广应社遂成为吴中文社之雄。明崇祯二年（1629年），在张溥、张采的统合下，吴中十六文社合并为复社，原应社成员为复社主体，张溥、张采为复社盟主，杨彝、顾梦麟等都成为复社中坚。因顾炎武养母娘家在唐市，所以唐市成了他的半个家，年仅16岁的顾炎武积极参与复社活动。崇祯九年（1636年），朝中权贵托名徐怀丹制《复社十大罪檄》上奏朝廷，攻击复社。杨彝挺身而出，在《复社事实》中，指出其为“奸奏”“谗言”，加以揭露、驳斥，捍卫复社。年轻的顾炎武亲眼目睹复社前辈不屈的斗争精神，深受熏陶。从此，他与复社骨干陈梅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陈梅年龄虽然长他一倍，两人却志同道合，成了忘年交。“有时提壶过比邻，笑谈烂漫皆天真。酒酣却说神光始，感慨酒澜不可止。”陈梅的长孙陈芳绩拜在顾炎武门下，顾炎武经常教育他“博学于文，行已有耻”，要他注重实际研究，反对空谈。陈芳绩牢记老师教诲，孜孜求知，最终成为著名的地理学家。崇祯十七年（1644年），顾与长他31岁的杨彝也结为忘年交。顾炎武曾说“少时与杨子常先生最厚。”写诗《寄杨都昌并伊人三十韵》赠送杨彝，表示对杨彝的敬佩和赞誉。复社主张男儿要有担当精神，经世致用，意味着促进现实社会的发展，克服宋明理学脱离现实社会的需求，强调古为今用，又要推陈出新。复社在政治上注重举贤反恶，关注维护社会稳定，体现民本思想。对倡导科举，引导民间良俗与惩治黑恶势力，都有许多表现在文化层面上的独特见解。正如盟主张溥所说的，复社的社会日标是：致君泽民，具体手段是兴复古学，使士子具备真才实学。
创办亭林书院著书立说
在唐市，顾炎武静下心来，专注于他的救国救民思想的研究，著书立说，同时创办了“亭林书院”。“凤基园”、“亭林书院”成为当时水乡小镇唐市的两大书院，因为都是名人创办，影响深远，除了培养教育当地子民以外，还吸引了周边地区的学子前来拜读。顾炎武与杨彝志同道合，对学识的追求和相同的民族气节、爱国思想，使两人来往更为密切。杨彝精通经史子集，家有藏书万卷，借过许多书给顾炎武。顾炎武敬重杨彝，称他为“通经之士”。顾炎武在唐市边研究讲学，边参加政治社团复社的活动，暗地筹划抗清斗争。郑成功、张苍水反清兵败后，顾炎武反清复明的最后一线希望彻底破灭。形势急转直下，使他身处险境。于是决定高举反清复明的大旗，云游四方，宣传他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当时在唐市的21位文人为顾炎武先生设宴送行。席间，因为南方应社、复社的名声四海皆知，杨彝、顾梦麟等联名写成《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名》一文，让各地同道予以方便。顾炎武告别江南同仁，怀负兴国之志，游历北方，先后著书《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著作。在社会发展史上，顾炎武是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特殊历史时期，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的一位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他主张“藏富于民”的政策，希望能逐步改善百姓穷困的境遇，达到“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日知录》卷二）。他不讳言“财、利”，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言财言利，而在于“民得其利”还是“官专其利”。顾炎武从不同角度对“私”作出了肯定，把人之有私看作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现象，认为“用天下之物，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文集》卷一）。他还萌发了对君权的大胆怀疑，提出反对“独治”，主张“众治”，强调“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卷九）。他虽然还未直接否定君权，未能逾越封建的藩篱，却具有反对封建专制独裁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和色彩。清兵大举南下时，抗清义士中的许多复社人士纷纷牺牲。他们中许多人慷慨不屈而死，写下了一系列长歌当哭的壮烈诗篇。复社中许多重要人物的离世，留下了不少历史迷案，有待后人探索。
唐市，是顾炎武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驿站，他形成的思想以及主张对当时与后世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影响深远，是当时已萌生的近代民主意识的一种外化形式，他热心投入的复社是中国文人社团组织的一座丰碑。
近闻顾炎武的家乡昆山市千灯镇，计划出版《顾炎武全集》，这是文化建设事业上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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