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湖西边的大姚村（也曾经称“姚盛村”，原属车坊管辖。）对我来说印象极其深刻，小时候常听大人说去“姚盛”干吗干吗。我一直以为是“窑上”，是一处专门烧制砖瓦的地方。因为这两个词的吴方言读音是一样的。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姚盛”与我的老家很远，一个在澄湖边，一个在独墅湖边。但大人说很近，中间只隔了一条吴淞江。后来我才明白，那里还是著名的古三江口。

“摇城”遗址陷落湖中

    一直没有时间去看看，某一个周末，应一个朋友的邀请，去了一次，主要是想了解苏州水八仙种植基地的情况。苏州水八仙当时已经主要是在车坊的江湾种植了，因为娄葑已经变成工业园区了。而且澄湖边还有一个水八仙的种植基地，规模很大。那次开车过去，在将近基地时，车过一个拐弯处，远远望见荒地里有一块很大的黄石，上面有字看不太清楚，朋友说这是“摇城遗址”碑。我突然想起儿时所念念不忘的姚盛村可能就是最早的摇城的一部分。摇城最早是春秋晚期吴王小儿子的封地，后来越灭吴后，就封越王摇于此，一直到汉朝初年，此地仍是越王摇的封地。如此看来，此地曾经是越王摇的世代封地。《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中有关于此的记载：“后七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高帝复以摇为越王，以奉越后。”但是这个摇城的具体的位置现在很难判断，因为在“文革”时期的“围湖造田”和后来的对澄湖的清淤过程中，都在水底发现了与摇城遗址有关的文物，说明“摇城”遗址大部分已经“陷落”湖中了。据《吴文化概论》中的记载：考古发现中的文物之一的古井，位于大姚村滨临澄湖的农田和澄湖的底部，约有千余口，这些古井仅存挖穿原生土的下半截。

    1974年6月的考古是由南京博物院和当时的吴县文管会一起负责的，发掘时，从一口古井中，清理出数十粒稻谷，和这些稻谷共存伴出的，还有一件夹砂灰陶鬶……从发掘的资料看，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已广种水稻。当时南京博物院和吴县文管会联合发掘了这种残井150余口，出土和采集文物共1200余件。根据出土文物特征的研究，这些文物可分为：原始文化遗存、几何印纹陶遗存和汉至宋各代的文化遗存。其中，澄湖早期印纹陶遗存中，拥有一定数量带有中原文化因素的仿铜陶器，这与古文献《禹贡》中关于大禹治水到太湖的记载相印证，《禹贡》中说到大禹治理太湖水时是“三江既入，震泽底定”。而在商代晚期的印纹陶与宁镇、上海、浙北地区等地出土的文物具有共同的吴文化特征，正是吴国统治着这一地区历史的真实反映。而戚家墩类型的印纹陶，正好与周元王三年即公元前473年吴国为越国所灭，这一带均为越国统治着的史实相吻合。

    澄湖出土印纹陶遗存的古井，数量在五百口以上，约占古井总数的48%，分布范围极广，可以想象出这里当时居住人口之多，生产、生活兴旺的情况。这些考古发现说明在吴越春秋时期，这里已是一处颇具规模的人类聚居地。也与《越绝书·吴地记》中关于“摇城”的记载相吻合，“摇城者，吴王子居焉，后越摇王居之。稻田三百顷，在邑东南，肥饶，水绝。”因此，考古发现也证明了这里就是吴王少子封地，也是后来越王摇的封地“摇城”。

“摇城”位于古三江口

    上面提到在考古时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稻谷遗存，而在《越绝书·吴地记》里有“摇城”“稻田三百顷，肥饶，水绝”的记载。春秋晚期的“摇城”就有稻田300顷，那是一个什么概念？古代1顷相当于现在的100亩，300顷就相当于现在的30000亩，30000亩水稻田！在春秋末，可以想象在那时，摇城这个封地应该是当时吴国和后来越国的主要的水稻生产基地之一。那么这个“摇城”怎么会成为有30000亩水稻田的生产基地的呢？这说明在春秋晚期这里就是土地肥沃，灌溉便利，适合进行大规模的水稻生产的。在苏州东南部的水乡泽国中，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片肥沃的陆地呢？很明显，这肯定是与它当时所处的地理位置独特有关。

    关于此，笔者在《史记正义》里找到了一条关于《禹贡》之“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的解释内容，它是这样说的：“三江者，在苏州东南三十里，名三江口。”很明显，成书于唐开元廿四年（公元736年）的《史记正义》中记载的古三江口是在离苏州城东南三十里左右的地方。这个地方与澄湖西边的“摇城”遗址所在地是相吻合的。而清初学者顾祖禹在其编撰的《读史方舆纪要》中对此也有明确记载：“陈湖，在府东南三十五里”，又说：“大姚浦，在府东南三十八里。近《志》：吴松江，繇庞山湖出大姚浦东北流，折为三江，俗名上清、中清、下清江，又东入昆山县界。姚，一作摇。《吴志》：'地本名摇城，汉初越君摇尝居此。’”古代人们的距离感还没有现在这么精确，但这个大致位置是非常明确的：即古吴淞江是在大姚浦这个地方的东北面折为三江的，而这个“大姚”之“姚”原来是“摇”，顾祖禹讲得很清楚，此“摇”即古“摇城”之“摇”。很明显，“摇城”遗址就是在古三江口。这样就明白了为什么摇城会有“三百顷”的水稻田的原委了——这块古老的水稻生产基地是由古三江（古吴淞江、古东江和古娄江）的淤泥冲积而成的，极其肥沃，加上灌溉便利，所以非常适合水稻生产。

三江口内涝使“摇城”由陆成湖

    在澄湖旁曾经有座寝浦禅林寺，里面曾有一口古钟，是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铸的，上面刻有“天宝元年地陷成湖”的字样。这表明这里是在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才出现湖的，是由陆地陷落而成的湖，当然那时候的湖还很小，而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现在这样的大湖的。那么怎么会在那时出现“地陷”的呢？

（一）古东江和古娄江的淤塞

    很多专家、学者在阐述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唐宋转型”时都提到了气候的显著变化所造成的影响，比如学者满志敏在《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和《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等著作中也指出：唐代气候以8世纪中叶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气候冷暖的总体特征与现代相近，后期气候明显转寒，气候带要比现代南退1个纬度。也就是说在唐朝中期，我国的气候出现了显著的变化——由暖转冷。也就是说在唐朝中期，即公元8世纪以后，我国进入寒冷期，这使得古东江、古娄江、古吴淞江的水流大大减缓，从而就导致了三江江水挟带的泥沙常常在河道内沉积。而在寒冷期，海平面升高，造成海面比江面高，海水经常挟带海沙倒灌入三江河道内，三江成了海潮倒灌的主要通道，海水曾一度逆吴淞江而倒灌到苏州城东一二十里，这在范成大撰的《吴郡志》里有明确记载，“至是，潮忽大至，遂过夷亭”（夷亭就是现在的唯亭）。江沙和海沙的不断淤积，就导致了古东江和古娄江的相继淤塞。其中造成古东江淤塞的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唐朝时，政府在钱塘和金山之间修建了捍海塘，堵塞了东江的入海通道。而吴淞江由于江面宽阔，上游来水量大而没有遭到古东江和古娄江的厄运，但从那时起，吴淞江自身也不断变窄变浅。

（二）淤塞形成内涝，陆地屡遭洪水冲击，渐成湖泊

    古东江和古娄江淤塞后，就造成了三江口的严重内涝。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时期太湖平原在缓慢下沉，唐宋之际尤为显著。“东太湖-澄湖-淀山湖，包括吴江全县及吴县、昆山两县的周（庄）、陈（墓）、甪（直）水网地区，似乎是一个沉降的中心”。而据专家考古发现：摇城处在长江三角洲的江南古陆部分，正好处于这个沉降中心。古三江口严重的内涝使得此地的疏松的沙土下陷得更快，这样的下陷量变到唐天宝元年就形成质变，于是就形成湖泊。

    那么这个小小的湖泊后来又怎么会成为大大的澄湖的呢？这主要还是由人为破坏所造成的。古东江和古娄江淤塞后，到了宋代，“深广可敌千浦”的吴淞江也逐渐淤塞，变浅变窄，太湖之水宣泄不畅以致内涝成灾。澄湖的中心部位，可能是在洪水中被冲击淹没而形成的。如果澄湖真由洪水冲淹所致，其中心部位的形成年代，当在北宋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至南宋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之间。因为澄湖这个名字不见于熙宁、元佑间吴中水利专著，笔者仔细研读郏亶、郏侨、赵霖、单谔等人的水利专著，均未发现澄湖这个名字，所以澄湖最早的形成年代当在北宋大观年间。而南宋乾道年间，澄湖始列为秀州（即今嘉兴）四大湖之一。

    元佑之后，由于辽、金与宋连年征战，兵荒马乱；宋徽宗重用朱勔建立“应奉局”，大搞“花石纲”，使得江南百姓倍受骚扰，民不聊生。政治的大动乱，使官民都无力于吴淞江流域的水利建设。另外，宋朝的单锷在《吴中水利书》中也提到宜兴的商人为了将山里产的竹木直接通过太湖运往浙江谋利，拆毁了拦阻荆溪之水进入太湖的“五堰”，使原来北注长江的荆溪水改流太湖，加大了太湖水的注入量。同时，范成大在《吴郡志》中也提到朝廷为了调运东南盛产的大米进京，毁掉了众多的调节水量的堰坝和水闸，使得宋以前完善的水利体系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而为了贯通挽舟之路，修筑了吴江长堤，这堵住了太湖水下泄入海的通道。这些不合理的水利活动，加剧了太湖的水患，以致太湖流域自大观元年至乾道六年间发生了七次大水灾。苏州郡、平江府首当其冲，澄湖的所在地——古三江口附近，冲击力自然更大。摇城所在位置的表层都为疏松的文化土，破坏自然更严重。

    吴淞江流域早期的成规模的人类聚居地竟然就在古三江口，真是出乎意料。吴淞江流域早期成规模的人类聚居地竟然是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吴国和越国的面积达30000亩的水稻生产基地，真是出乎意料。吴淞江流域早期成规模的人类聚居地的历史变迁竟然印证了中华文明史上“唐宋转型”的过程，真是出乎意料。

■王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