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旅居时，不止一位老广州跟我说，外地人说粤语，不管怎么个像法，也只能做到像而已，本地人总能听出是外地人说话，其中道理也不能说清，只是感觉中有些别样。我想，这其实就是一个“神韵”的问题，外地人很难把握到粤语内在、自然的韵味。
由于历史的变迁不同，上海话恐怕跟粤语的问题又有所不同。断断续续听过几个教授上海话的节目、课程。按理，既然是教上海话，而且还有什么一本正经的考试，那就应该是最正宗的了，然而在我听来，倘若按照那些教程去讲上海话，无论教师是不是上海人，学习者学得再好，终究不过是外地人在讲上海话而已。
最糟的是有些课程的教师，一听就不是本土成长的上海人，本身讲上海话就十分僵硬，毫无“神韵”。学上海话的问题不局限于一个“神韵”困难。有一些课程，教师发音夹杂了许多“本地话”，这就不是“神韵”了，而是一个标准问题了：怎样的发音标准才是上海话？又有一些课程，尽管教师是很地道的上海人，但按照书面语言一个字、一个字地咬字，完全变成了普通话字对字的对译，然而，这还是在说上海话吗？这是本土成长的上海人没有学过教程，就很难通过考试获取会说上海话了的证书的上海话。
今天所说的“上海”，是中国在晚清以来形成的一个特殊产物，其文化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近现代历史现象，其中当然也包括语言现象。研究上海历史和文化的著作、文章，在当代可谓汗牛充栋，然而以我看来，这些研究大多是在“创造”历史和文化而已，因为其基点本身已经发生了问题。这个有问题的基点是什么呢？研究者是以当代政区为当然的逻辑前提，然后将这个政区范围以内的事物一律概况为“上海”。实际上今天上海政区的大致范围基本形成，已经是1958年时候的事情了。不以上海客观的历史演变为基点，所谈的就不会是真历史和真文化。
元朝时候，上海始设县。一直到民国初以前，上海都只是隶属于松江府的一个县而已。其县境在老吴淞江以南，位于松江府治东北地区。质言之，仅以清朝来说，上海是江苏省范围松江府下属的一个县，这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如果按照今天的政区去说什么松江府属于上海，那就是篡改了历史。真历史是上海属于江苏省松江府下辖县，假历史是倒过来，把松江府说成属于上海。
1982年我读大学时，曾特意去南市大镜阁地区走入民居查看了一段老城墙。这是上海老城被拆除后，由于不少居民以这段城墙为墙建房生活，实在拆不了，才幸运保存下来的。上海老城始建于明朝，今天的人民路、新华路就是拆除城墙后以墙基为基础形成的马路。地处今天南市的这个上海老城，在鸦片战争开埠以前，当然就是上海县的中心了。开埠以后，大致以老城北面的新开河为界，南面属于华界，北面属于租界。这是有一个演变过程的，但也意味着上海的城区地带得到了扩张，大致从今城隍庙一带至外滩，然后向西、向北、向东，以黄浦江、苏州河（即吴淞江）及诸支流为自然轴线延伸。不过，城区不管怎么个扩张法，直至民国，其范围比之今天的上海，还是十分有限的。
明白了这个历史，就可以知道，所谓上海是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原本上海只是松江府下属一个县，而其城区则在开埠以后发生大扩张，尽管演变为了远东最大城市，但这个大扩张仍然是有限的，其成形就是改革开放前通常所说的浦西地区及黄浦江东岸、南岸狭窄的沿江地区，这是在民国时候完成成形的。在这个城区范围，又有上海人所说的“上只角”、“下只角”之分，所谓“上只角”大致相当于原公共租界、法租界，其他则属于“下只角”。不过，所谓“上只角”、“下只角”只是经验区别，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立场，比如属于华界的南市地区，以前一些人就不愿意承认自己在“下只角”，而认为自己是“上只角”的人；原日租界的人们很多也有这样的立场。
我谈上海话，怎么就拉扯到了以上历史呢？这是因为非得说清楚这样的历史，才可以明白上海话到底是怎样一个概念。
城市扩张的过程，也是人口流入的过程。开埠以后，流入上海的人口来自全国各地，也包括很多老外。相对扩张了的城区，开埠以前的上海老城已经属于很狭小一角，也即城区扩张基本是不断吞噬农村地区，本地原住民在人口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已经非常之少。然而，文化并非可以用人口数量按比例衡量，原住民自有其本土优势。这样，上海就形成了两种文化共存的结构现象，一种是以外来人口为特色的上海文化，一种是以原住民为特色的本地文化。这是在中国特有的现象。比如说烹饪，上海有上海菜，又有本帮菜。现在一些喜欢烹饪的非上海地区的人，不知道“本帮菜”是一个专用菜系概念，也把自己本地的菜称为“本帮菜”，这是错的，其他地区本土的菜只能称“本地菜”，不能称“本帮菜”，“本帮菜”特指的是上海原住民比较“上海菜”自有其特色的菜系。
类似的是语言也分成了“上海话”、“本地话”。上海话是由外来人口形成的一种语言，本地话是上海原住民的语言。并非上海话与本地话没有关联，本地话是上海话形成的基础之一。
所谓“本地话”，这是一个历史演变的概念，其基础是政区的扩张。上海真正成为政区意义上的法定市是在1925年，北京政府设立了淞沪市，之前一直是县（1914年曾设立沪海道，但这不属于“市”的范畴）。1927年成立了上海特别市。也即，一直到上世纪20年代中期时候，“上海”这个概念才超越了县的范围，而将上海县划归为了市属地区（上海县也划出过上海市，归属江苏省）。直到1958年，上海、川沙、南汇、奉贤、金山、青浦、宝山、嘉定、松江、崇明诸县从江苏省划归为了上海市政区。在这样的政区演变中，涉及到了原住民的自我文化定位问题，一方面他们在法定意义上属于了上海市人，但另一方面他们原本又不是上海市人，有着自己的文化之根。
这是似乎比较混乱但十分有趣的现象。比如以前一个川沙人当走出上海时，可能由于考虑外地人不知道川沙在哪里，才会比较多说自己是上海人或上海川沙人，但在上海市范围则不同。多年前我在浦东某镇担任村支部书记时，村民称我是上海人或浦西人，会说“你们上海人”，他们说自己则是浦东人、川沙人或某镇、某乡人，到浦西去不叫到市区去，而是叫“到上海去”（市区“下只角”的人去市中心也会说“到上海去”，这是因为市中心是较早形成的上海市区，而“下只角”在早期还没有成为上海及市区的一部分）。我说的语言，是“上海话”，他们说的语言，是“浦东话”或“川沙话”。一般来说，在市区的本地人说自己的话是“本地话”，非市区的人则比较少用“本地话”这个泛称概念，而习惯具体化称呼，这是因为本地话实际上各地是有差别的，比如浦东话、宝山话、崇明话、青浦话、嘉定话，浦东的川沙话、南汇话也是有区别。
本地话是原住民语言，“上海话”则不是，而是一种形成历史很短的杂交语言。本地话当然是上海话的基础之一，但上海县作为江苏松江府下属县，从比较泛化的角度说，包括本地话在内的吴语是上海话形成的主要基础。开埠以后，苏南地区人口自然比较多涌入，然而，浙江人同样大量涌入，因此，更宽泛地角度，可以把吴越语言视作为上海话形成的基本基础。再宽泛地看，苏北话、安徽话对上海话的形成也影响极大。在老的上海话中，“洋泾浜外语”也构成不少词汇元素。此外，广东人、山东人、江西人、湖北人、湖南人、北京人、天津人、四川人等对上海话的形成都有一定影响。在其中起很重要纽带作用的，是老的官话。
尽管是在百年历史中逐步形成的杂交语言，但上海话的形成是自然的，因为没有人规定应该怎么讲、怎么发音，更没有权力来加入，一切都是由“上海人”自然而然在交流中形成的。上海话到底是怎么讲的？谁都模糊地知道，谁都不知道，没有任何标准，而是一种经验把握的含混事物。因此，仅仅在这户口制度刚性化的当代，经过几十年后的最近20年乃至10年，才比较少听见不同口音的“上海话”，之前实际在使用着的更主要是浦东上海话、嘉定上海话、苏北上海话、苏州上海话、无锡上海话、常州上海话、宁波上海话、绍兴上海话、山东上海话等等。本地人夹杂着本地话口音讲上海话，外地迁徙上海的人则用着故乡的口音说着上海话，同一故籍的人们又有乡音浓重和比较轻少的千差万别。城区化之后，包括本地人，一般要在第二代乃至第三代、第四代的“上海人”，才会失去父、祖辈的乡音，然而这部分人口也只是这几十年才逐步演变为主流，这是户籍制度长期限制外来人口迁徙进入的结果。
不仅不同口音的上海话不存在交流障碍，而且令语言格外丰富，令社会生活多姿多彩。议论和学舌不同口音成了上海市民生活的一种特殊乐趣，不同口音也令市民彼此一开口就了解了籍贯、故乡，“那个浦东人”、“那个崇明人”、“那个山东人”、“那个苏北人”、“那个无锡人”、“那个宁波人”之类，往往成为杂处着的市民们习惯的对他人的指称。
然而，这丝毫不意味着不同口音的上海话是生硬的。因为这是自然的语言，充满着生动和灵气，在吴语的糯味基础上包容着一切，既有彼此默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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